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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四个主题外，尚有在整体结构中和各主题都发生对话关系的，由哲学问题和长短不一的论文组成的和声部分，如“永劫回归”
“强权”
“媚俗”
等。
这些和声部与主题共时存在，有着独立的意识和价值，一般地在背景层面上按照对位法则和主题形成对话，有时候也形成响亮的旋律凸现在结构的表层，如整个第六章《伟大的进军》就是一篇关于“媚俗”
的论文。
在这篇论文里，昆德拉十分具象化地、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媚俗是由某种对世界的看法所支撑的准哲学，它存在于整个人类的发展进程中这一观点。
除了有整体结构里的和声部之外，这部作品还广泛存在着经过限定的、只对某一主题起解释作用的、由若干关键词组组成的语言编码。
这种“语言编码”
多数情况像和声部一样只在作品的深层解构中参照音乐的对位法则，作出对各相对主题的应答，但有时也被凸出来作为结构的表层部分，如整个第三章《未被理解的词》就是应答萨宾娜主题、弗兰茨主题的语言编码词典。
和具体的主题对位的语码是：托马斯主题——轻、重、无爱之性；特丽莎主题——灵魂、肉体、晕眩、软弱、田园、天堂；弗兰茨主题和萨宾娜主题——女人、忠诚、背叛、音乐、黑暗、光明、游行、美、祖国、世界、墓地。
有的语码可对应不同主题。
此外，昆德拉还把音乐中的章、节、拍速度等结构法带入了长篇小说结构。
昆德拉立足于长篇小说中体裁的历史诗学立场，以严谨的态度，高超的小说才情，用《存在的不能忍受之轻》，为长篇小说结构形式的实验，留下了一个范本。
第四部分：当代中国家族体裁长篇小说的缺失
一个醒目的长篇小说现象长期存在于中国的文学史中却被人们习焉不察。
这就是：家族长篇小说在中国已经形成体裁而不是题材。
中国的家族体裁长篇小说在中国的长篇小说体裁中早已取得主导的地位。
如果说自明清以来，长篇小说这一体裁已经在中国的大型文学体裁中取得了统治地位的话，家族体裁长篇小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家族体裁长篇小说在中国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出现并表现出作为成熟体裁的重要特征的。
它不同于《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岳全传》这些由宋元话本演化而成的长篇小说，也不同于在民间神话、传说和六朝志怪基础上产生的《封神演义》《西游记》。
在明清，自然也有基于作者个人的哲学观念和自由制作虚构，独创出来的《肉蒲团》《儒林外史》《镜花缘》《老残游记》，以《儿女英雄传》为代表的难以数计的才子佳人小说和清末出现的政治谴责小说，但它们都无法体现长篇小说的所有重要的本质特征，不是表现出偶然得来的佳构（如《儒林外史》），就是千部一腔式的令人生厌的复制（如才子佳人小说）。
只有家族体裁长篇小说才表现出了表现现实的杂语性，与现实接触的未完成性表达，哲学观念和时空关系（结构）的对位关系等长篇小说这一体裁的全部本质特征。
正是《金瓶梅》《红楼梦》《家》《子夜》《四世同堂》《财主底儿女们》这些长篇小说，才使得家族体裁长篇小说成为几百年来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景观。
中国的作家，几百年来一直痴迷于家族而不弃，表明了家族这个存在有其可无限发现和无限阐释的特性。
中华民族是由华夏、苗蛮、东夷三大氏族集团间经过无数次战争整合而形成的。
这与欧洲主要民族的形成有很大差异。
文明时代到来后，家族作为氏族一种象征，一直存在着，并在整个社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中国人面对世界的认识基点存在于家族这个既抽象又具象的存在之中。
换句话说：在多数中国人看来，家族即是世界，家族意识是中国人思想意识乃至哲学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家族作为一个具象的存在，又包含着丰富多变的时空关系。
中国古典家族体裁长篇小说的典范之作《金瓶梅》和《红楼梦》，都充分体现着我们上面论述的长篇小说的本质特征：哲学观念和时空关系系统显现出的结构间存在着深层的时位关系。
因为家族对中国的长篇小说来说，既可抽象地表达一个时代普遍存在的哲学观念，又可具象地构成时空关系系统的主干，就使得作为长篇小说本质特征的这种对位关系表现得较西方的长篇小说更加突出。
宗白华先生曾说：“中国人不是像浮士德追求着无限，乃是在一丘一壑、一花一鸟中发现了无限，表现了无限，所以他的态度是悠然意远而怡然自足的。
他是超然的，但又不是出世的。”
这番话道出了中国人在认识世界的方法上与西方人的根本不同。
在中国的这两部长篇小说杰作中哲学观念就是近乎完美的家族时空关系系统呈现出的家族精神。
可以说，家族本身就存在着长篇小说的绝唱，在明清突然间被笑笑生和曹雪芹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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