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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提及此事，是觉得福克纳时隔十六年为《喧哗与**》补写附记，恰恰能成为作家的哲学观念决定长篇小说结构的有力证据。
20年代末的福克纳是个伟大的长篇小说实验主义者，40年代中期的福克纳是一个领悟了中庸之道的智者。
在纯粹的实验主义者和承继的发展者之间，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这一选择，虽使《喧哗与**》在时空关系和结构上出现了前后的不一致，但却使作品变得厚重了许多。
本节将重点考察昆德拉把音乐理论引入长篇小说后，《存在的不能忍受之轻》的实验性结构特征。
照例，仍需要简述一下昆德拉哲学观念和思想意识的产生根源。
昆德拉出生在近代基督教传统并非一统的捷克，十岁那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十七岁那年他的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阵营，他进行了文化上的一次“洗澡”
。
四十岁时，他又亲眼目睹了布拉格被苏联坦克占领的情形，几年后流亡法国，再次进行文化上的“洗澡”
。
1984年，昆德拉发表了这样一番议论：“捷克的民族同一性同某种宗教怀疑主义相联系。
我们国家在17世纪曾被迫‘天主教化’，留下了精神创伤。
今天，教会多少有点受到烦扰，而且，一部分捷克人的反教权的反应一下子消失了。
非教徒与修道士之间建立起相互理解，因为共产主义的极权政体，既威胁着欧洲理性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无神论的传统，同时也威胁着基督教传统。”
用不着特别注意昆德拉作为一个流亡作家对共产主义文化的偏激。
这段话披露出了昆德拉的新的文化视角，他的基本哲学观，便由这个新视角派生出来。
理性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无神论传统、基督教传统和正在形成当中的共产主义文化，在近百年已经形成了各有独立意识的广泛对话关系。
20世纪的人类，都生活在对话而形成的强大磁场里。
1945年以前，因为尚只有苏联这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活跃在世界文坛的作家自然可以忽视共产主义的存在。
但到了本世纪后半期，也只有福克纳这样的功成名就的人，才可以对文化的多方会谈在遥远的密西西比持隔岸观火的悠闲态度。
倘若认为现在苏联和东欧已经解体，共产主义只是作为一种时尚存在过，现已烟消云散，那就大错特错了。
仅从西方中心国家在政治、经济上对待中国和古巴的态度，便可清楚地看出，这一场文化的多方会谈的盛宴还远远没到散席的时候。
昆德拉正是借以多方会谈成员的身份在三个不同时期分别代表三方深深介入会谈的经历，以哲理小说的基本形式向世界传递了对话的内容和会谈时的切肤之感，才成为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来，除拉美文学爆炸领军人物外，在东西方世界影响卓著的一个作家。
《存在的不能忍受之轻》，显然属于哲理小说的历史，其哲学现念和结构的对位关系十分清楚。
美国《新闻周刊》称“昆德拉把哲理小说提高到了梦态抒情和感情浓烈的一个新水平”
，是有道理的。
昆德拉很清楚：“一旦进入小说结构，深思的本质便发生了变化，教义的思想变为假定性的思想。”
因此，哲理小说艺术应是独具小说特点的论文式艺术。
昆德拉在把长篇小说变成“独具小说特征的论文”
的过程中，从音乐的内在本质上倾听到了神谕，从而使他进入了现代长篇小说伟大的实验主义者的行列。
把音乐中的结构、力度、速度等与文学相近的概念引入长篇小说，是曾做过爵士乐手的昆德拉进行的对小说表现形式的实验。
在这次实验里，昆德拉更重视音乐的复调理论对长篇小说结构的影响，如前面所指出的，昆德拉要用小说展示的，是本世纪文化多方会谈中人类存在境况，他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实验主义者，借用音乐的某些概念和法则，是因为他觉得这样可能会表达得更充分一些。
《存在的不能忍受之轻》中有四个具有同等价值的意识的主题。
这四个意识的主题，分别由四个主要人物的思想、行为表达。
托马斯主题：人类永远不知道现实存在瞬间的是非得失，因为组成生命的每一个瞬间都不可能重复，而且人类只能向前，哪怕走向的是末日。
特丽莎主题：渴望温暖与爱，抗争背叛，拒绝遗忘。
萨宾娜主题：存在不能忍受之轻。
对这个主题，昆德拉有这样一段充满同情和爱怜的阐释：“萨宾娜是位艺术家，她一生过着从遗弃到遗弃，从一个地方漂泊到另一个地方，从背叛到背叛的生活，直到绝对的孤独，直到她一贯向往的这种完全的轻，甚至她的死亡也将在轻的气氛中发生，而她的骨灰也将在风中消散……”
弗兰茨主题：自我救赎，怀着拯救的愿望迈进，哪怕死亡正在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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