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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引起过文坛广泛注意。
把他的这些作品和朱苏进的作品进行比较研究，是个专门课题，此不赘述。
阎连科以十九部中篇、百万余字，完成了一次对军队的主体——农民军人金字塔底部（从前军人到尚无获得带家属资格连级干部）从社会心理到文化心理、从静态到动态、从常态到异态、从个体到群体等全方位的真实描述，为认识当代中国军队提供了一幅《清明上河图》式的长卷，为军旅文学的下一步发展和繁荣打上了不易被时间磨去的文化底色，为后来者定下了不会导致歧路的出发点。
这些作品的文化基点即是：“乡土中国和农民军队。”
阎连科1994年秋和朱向前就农民军人问题进行了一次对话。
阎连科坦率地说：“就像你的理论角度的别无选择一样，我这也是别无选择的选择，我只能写这些和这样写。
你还记得1991年夏天我从文学系毕业前夕咱们之间的那次长谈吗？那次你就跟我大谈农民军人问题，并具体分析了我与李存葆、莫言相比较的优劣势，其实那次谈话正对我胃口，也可叫作正中下怀，对我起到了鼓舞和打气的作用，因为那时候我自己也正在琢磨着求一点变化，求一次转移，求一个突破。”
能得到一个作家这样的反馈，真值得朱向前喝二两小酒消受消受。
这种作家和批评家心有灵犀的感受，真称得上是双方的幸福。
这种幸福对朱向前绝对不是空前绝后的。
1995年，朱秀海的长篇小说《穿越死亡》出版了。
这部小说，从人物关系的设置到具体场景下人物心态的细微表述，都可视作朱向前“乡土中国与农民军人”
、“农民意识和军人意识”
、“寻找合点”
等理论的具象化表述。
主人公江涛是将门之子，副团长刘宗魁是农民之子，以下营、连、排人物的设置，也都这么错落地安排，然后，作者把他们都放在战争状态下试炼，让他们相互碰撞，碰烂了衣服，碰破了肉体，再放出灵魂相互审视，最终在国家意志和民族利益的层面上达成和解。
这部作品虽然可批评处甚多，但因对这支部队的认识有理性的高度，因而成为描写南线战争的阶段性总结之作。
朱秀海创作这部书之前，是否重读过朱向前的文章，并不重要。
我们认为，创作和批评出现的这种契合弥足珍贵。
六
朱向前的批评显然属于作家型批评。
20世纪文学和19世纪文学相比较，其最重要的特征表现在内省精神的照耀下对人的意识的充分表达和充分个人化的各式各样的实验。
在这种大背景下，作家型批评的影响越来越显著。
新近出版的《20世纪世界小说理论经典》一书，收入重要文章七十篇，其中四十八篇出自作家之手。
纯粹理论家的文章，随着二战的结束，其影响力日益衰微。
进入60年代，随着拉美文学的爆炸，在小说理论上出现的最响亮的声音，几乎全是由作家发出的。
这是一个很值得中国文学界注意的现实。
朱向前不是科班出身的批评家。
科班出身的批评家，或多或少都有职业上别无选择的不自由。
自从踏进中文系的文艺理论专业的门槛，他们未来的批评家道路已经前定了。
为了将来能把这碗饭吃出点滋味，吃出来个长久，他们不得不在老师的影响下，选择出一个很可能不适合自己口味的已成体系的理论，作为自己的方向。
出了校门面对文学世界，他们的门派观念已显现出来。
80年代中期以前，这类批评家品种单一，绝大多数都操作社会历史派的话语。
进入90年代，俄苏批评观念一统的局面打破了，进入了一个批评理论背景竞赛的战国时期。
这类批评家大都供职在名牌大学和国家权威文学研究机构，为了使自己的批评能很快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话语和体系，“拿来主义”
甚至“搬来主义”
就成了终南捷径。
这类批评家的贡献在于诠释西方20世纪的批评成果，欠缺在于个性的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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