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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得精不精细上。
朱苏进的细活儿做得相对漂亮，没多少“漏汤”
的地方，自然就把朱向前的目光引去了。
和朱苏进同时引起文坛关注的农民出身的军旅作家，80年代中期确实也没有做出有点艺术至上味道的军旅文学精品，感悟型的定量分析也就无法进行。
然而，农民出身的军旅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在别的方面也有很多可圈点的地方。
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和《山中，那19座坟茔》之所以能获得巨大的成功，是因为它们所表现出的与时代脉搏的同频率跳动性，与人民的欢乐和苦难的血肉相连所显示出的巨大认识价值导致的。
它们在艺术上或许略嫌粗糙甚至有那么一点模式化而显得缺少点天才的创造性，但它们都曾经以超乎寻常的力量击中了绝大多数中国人。
在中国这样一个“言志”
“载道”
文学传统深厚的国家，历史不会忘记《高山下的花环》这类根植于民族文化的作品。
时间甚至会让后人忽略掉它在艺术上的诸多不尽人意，而特别珍视它对军队根植文化土壤的深刻揭橥。
作为传统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作品，《花环》完全经得住比较苛刻的定量分析。
《花环》里高扬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精神和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军人的品格，决不是什么商品经济大潮三五十年能磨损掉的。
《花环》和朱苏进《射天狼》同获1982年全国中篇小说奖，同样都被改编成电影。
时隔十四年之久，可以站在1996年的立场上重新来看一眼这两部作品。
梁三喜和袁翰到底谁更能血肉丰满地展示80年代初的时代精神？梁三喜和袁翰相比，在性格特征和人性深度方面到底谁更鲜明更深邃一些呢？这两部作品都基于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那么在细节的真实和耐磨上，在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塑造上，到底哪一部作品更具可圈点性呢？（《射天狼》还是朱苏进早期作品中唯一一篇不带将军情结的。
）
文化背景的是否真实、典型、深厚，是决定作品寿命长短的最主要因素。
余下的诸如做工等问题，只能在同一个文化背景下才能加以讨论。
如果作品的文化背景是虚幻的，是出于个人冥思苦想的，时间很快会让这些作品在艺术操作上一再贬值，直到彻底被人遗忘。
这似乎也是一个成熟批评家需要热切关注的课题。
进入90年代，新一代农民出身的军旅作家逐渐在文坛崭露头角，他们在语言娴熟程度和具体操作的熟练程度上，已不比军门子弟身份的作家差什么了。
朱向前敏锐地捕捉到了军旅作家群体发生的重大变化，对这类作家的关注日渐多了起来，并及时地撰文提出“农家军歌”
“乡土中国和农民军人”
等问题，并对农民出身的作家将彻底占领军旅文学创作领域的前景作了颇有启发意义的预测。
进入90年代以来，朱向前对这类作家写了《艰难行进中的农家军歌》《乡土中国和农民军人》《农民之子与农民军人》三篇重要文章。
这三篇文章一篇是现象论，一篇是理论探讨，一篇是作家论。
这标志着朱向前研究侧重点的重大转移，也显示出了朱向前作为一个批评家在理性上的成熟。
只是，让我们感到困惑和惋惜的是，迄今为止，朱向前还是没有为这类作家写出《半部杰作的咏叹》这种定量分析的文章。
他写的《农民之子与农民军人》，主要是为阎连科在军旅文学创作进行定位，用阎连科的创作印证他对军旅文学走向的判断，并没有详细阐明阎连科的出现对他理论体系确立的价值和意义。
然而，这种小小的缺憾，并没有减弱朱向前理性的成熟所带来的对创作的深层把握力。
他因在不长的时间里发表了这三篇文章，而获得了审视研究对象的超越性的高度。
阎连科的出现，有力地支持了朱向前的批评，形成了当代文坛难得一见的创作和批评共时互补的景观。
阎连科以近十年辛勤的劳作，已经成为农民出身军旅作家面对军队这一描述对象的首席发言人。
他在军旅作家群中的位置（单说他描绘军队的作品），已经和朱苏进同样醒豁和重要。
他描写前军人和低层军人的中篇小说有：《小村小河》《祠堂》《乡难》《瑶沟人的梦》《瑶沟的日头》《婚幻》《中士还乡》《晶莹十二岁》《往返在塬梁》《自由落体祭》《从军行》《寻找土地》《和平雪》《夏日落》《和平寓言》《和平战》《在和平的日子里》《和平殇》《四号禁区》等十九部。
其中“瑶沟系列”
和“和平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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