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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我们只在一家杂志的封面上见过张炜，对他的身世也一无所知，仿佛他也不愿意谈。
要不我们这一段分析会轻松些，少一点主观臆断性。
张炜从六七岁到他背着一百多万字废稿在胶东半岛谋生期间，他的家道或者是他的本人一定有过一次肉体的或者是精神的毁灭性的打击。
这次打击，留给他的是一个写完《古船》还没有解开的情结。
他写到赵多多，写到苦难，写到人与人之间没来由的厮杀，他就情不自禁，任凭一股岔了道的愤怒的**泛滥。
或许张炜会反驳说：“多多确有其人！”
我们还是要说：赵多多不真实，哪怕当时全中国有一百万个赵多多，他还是不真实，不真实在他的结尾。
那场车祸是张炜没来由的泄私愤，叫我们看多多，他便是粉丝厂倒闭下了台，他仍要蹭到见素或者抱朴面前，伸手在烂棉袄里摸出一只虱子，迎着惨烈的阳光，牙齿咬得山响，小声说一句：“我干掉你！”
现在的赵多多只配在《古船》里当一当贾政身边单聘仁、卜固修之类的角，西门庆身边的应伯爵死了，他也不配替补。
一幅《最后的晚餐》，阎立本画帝王图的笔法，把犹大放在正中，肥头大耳，比例比耶稣大几倍，会是什么效果？多多这种偶然成了这样子，又让我们想起轰动一时的章永璘，当我们知道六十年代中国人口出生率高得让全世界叹为观止后，章永璘性机能丧失只是他个体的不幸了。
我们可以再用事件来披露一次张炜的隐秘世界。
《古船》中对洼狸镇大跃进和洼狸镇“文革”
的描写同样详尽，稍有一点文学常识的人很容易分出两者的高下。
关于“文革”
的描写不比同时代作家写得好，也不比他们写得差。
张炜表现“文革”
的荒诞也不过写了隋不召老儿同时加入20几个派别，表现民众中的清醒派也不过借用泼向游行队伍里的几勺人尿。
大跃进则被张炜写得不同凡响。
丰收被政治热情和宗教情绪葬送了，整个洼狸镇再没有一粒粮食，剩下的只有糠末和树皮了。
在这种情势下，张炜从从容容地写了一个细节。
抱朴的妻子闰病得很重，只能勉强坐起吃饭。
她骨瘦如柴，夜里还老咳嗽。
“桂桂有时高兴了，不停地吻着男人，一下一下抚摸着他的瘦瘦的身体。
她口吃地说：‘抱朴哥，我，我多么想要你……’抱朴用力抱住她。
她还是重复：“我多么想要你。
想要。”
抱朴吻着她，说：“桂桂，我知道……我真对不住你。
我十几天没见一粒粮食了，我已经没力气要你了……”
（《古船》143页）多妙的因果联系！
叫人多么感动的场景！
钱钢用唐山二十四万人的生命控诉灾难，也没有这样力透纸背！
张炜身上的这种情结并不是他一个人注册过的专利。
新时期复出的作家大都被这不可割舍的情结束缚了。
有一些人命里注定只配给历史留一些史料。
这是一个值得批评家为之批肝沥胆的课题，解决了它，我们将有一大批作家向这个批评家加冕。
公正地说，没有张炜发热病，就不会有我们现在看到的在血浆里浸泡透的、被苦难罩得严丝合缝的洼狸镇。
没有这种恶毒的偏执，我们在中国文学中，至少还要等上一段才能看到尸横遍野的画面。
张炜把古风尚存的齐鲁之地剥了个精光！
怎样才能避免历史的重演？怎样才能消除或者躲避罪恶和苦难？张炜把他苦苦的思索化作一双滴着血的亮眼，艰难地寻找到了隋抱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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