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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俊翰建议朝廷将招商局收为官办，至少应当严加监督和控制。
翰林院侍讲王先谦也上了一个奏折，笔锋直指盛宣怀，说他挟诈渔利，“收购旗昌时每两抽取花红五厘，私自以七折收购旗昌股票，对换足额，以饱私囊”
，又指责他：“滥竽仕途，于招商局或隐或跃，若有若无，工于钻营，巧于趋避，所谓狡兔三窟者！
蠹帑病公，多历年所，现在乃复暗中勾串，任意妄为。
此等劣员，有同市侩，置于监司之列，实属有玷班联，将来假以事权，亦复何所不至？”
因而请旨“将盛宣怀予以革职，并不准其干预招商局务”
。
这两个奏折，措辞极为峻厉，按常规理应查办。
然而，当时在总理衙门和军机处掌权的沈桂芬与李鸿章有同年之谊，两人关系非同一般。
他看出这两份奏折其实都是冲李鸿章而来，决定帮他一把，力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于是，沈桂芬建议恭亲王下旨“着李鸿章、沈葆桢通盘筹划，于该局经费权衡出入，认真整顿，毋得稍有虚靡。
严饬该局，不得以办公名，滥置私人，并饬令该局商总和衷办事。
盛宣怀是否有蠹帑病公、以饱私囊著一并查明复奏”
。
李鸿章并不急于复奏，而是要好好用番功夫。
他的功夫，倒不是去严查招商局各项弊端及盛宣怀的劣迹，而是如何把清流的指责一条条驳回。
因为这个苗头非常不好，如果放任清流拿招商局做文章，要弄垮的不仅是招商局，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天津制造局以至福州船政局，哪一个没有这些毛病？当然，他也想借此机会整顿轮船招商局，以免唐廷枢、徐润把持太甚，尾大不掉。
李鸿章知道这事不可能彻查清楚，而且也不必去彻查。
盛宣怀是他的得力助手，一方面还要重用他来开煤矿，将来也要用他来办电报，一方面不便处理的烂账不少是经盛宣怀之手设想的办法，盛宣怀被查出毛病，自己必受牵连。
因此，李鸿章只好硬起头皮为盛宣怀硬辩。
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一切推到唐廷枢、徐润头上，因为盛宣怀在招商连薪水都不领，而且购并旗昌的确又是唐、徐经手，要洗脱并不难。
对于招商局的批评，李鸿章认为应当以此为机会好好表一表招商局的功劳，同时对所指责各条要一一解释清楚，并说明整顿措施，让外人无可置喙，因此李鸿章又让唐廷枢、徐润到天津反复商讨。
两人对董俊翰建议把招商局收为官办一说都异口同声反对，两人都是商人，都为利来，而且两人都有大量股本在招商局，改为官办，全按官场规矩办事，招商局只有死路一条，损失最大的首先就是他们两人。
李鸿章也乐得以官督商办的方式继续经营，届时可以商办为由，杜绝官府过多插手。
尤其招商局在两江，商办是拒绝两江插手的最好理由。
现在是沈葆桢总督两江，两人有同年之谊，一切都好商量，如果换一个极力与北洋争衡的人总督两江，要插手招商局，岂不是于公于私都很被动？
李鸿章与唐、徐等人反复商讨，又对奏稿反复修改，直到两个月后才正式复奏。
奏折首先说明招商局购并旗昌是利大于弊，“一则水脚收入骤增，往年七十余两，今年有望达到一百五十万两。
二则是实力大增，轮船由十二只增加到三十只，成为长江和北洋航线实力最强的轮船公司。
三是争得利权，因为招商局的存在，洋轮公司被迫降低水脚，他们降低一两，大清商民就节省一两开支，便相当于增加一两收入。
三年多来，因为降低水脚商民节省不下一千五百万两。”
接下来针对董俊翰的指责逐条辩解。
先说轮船招商局置船过多问题，“查招商局开办五年，已有自置轮船十二号，迨收买旗昌洋行又添大小轮船十八号。
乃英商太古将装货水脚银大减，一意倾轧，局船揽载价亦随减，以致间有停搁，实迫于事势。”
整顿办法则是：“拟令该局逐加挑剔，将旗昌轮船年久朽敝者，或拆料存储，以备配修他船，或量为变价归还局本。”
然后再就“每月须赔银五六万两”
的说法进行辩解，“查该局先后置买船栈等项，计价银四百二十余万两，其中实本仅分领各省官帑一百九十万两，商股七十三万两，尚短一百六十万两，遂至左支右绌，此由局本不足之故，加以太古洋行跌价倾轧，入不敷出。
然每年结算官利，尚敷衍匀结，并无每月亏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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