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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海关道的洋务能手，再加周馥和马建忠，仔细费了十余天的功夫，终于与赫德签订了购舰章程，除了用大量文字就军舰的型号、质量、验收条款进行详细规定外，章程中载明，将来帮助驾驶军舰到大清的英国水手，在交接完毕后必须立刻离开。
最后的价格，装备11寸火炮的蚊子船造价2.3万英镑，装备12寸火炮的蚊子船造价3.3万英镑，外加运费，总计预算四十五万两白银。
按照阿姆斯特朗公司的惯例，合同签订后先付13，军舰造成一半后再付13，交付验收后付剩余部分。
还有一件喜事更令李鸿章高兴，就是名动京师的薛福成被他收入麾下。
薛福成是曾国藩北上剿捻时揽入幕中的人才，他一直在曾国藩幕府中参赞军政。
曾国藩去世后，他到苏州书院任教，几乎被世人遗忘。
光绪元年，新皇登基，太后重新垂帘，朝廷特下旨广开言路，“内外大小臣工，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当据实直陈，务期各抒所见，于时事有裨。”
薛福成积数年幕府见识和思考写成《治平六策》和《密议海防十条》，他的奏折上达朝廷后，首先在紫禁城里引起很大反响，慈禧谕令总理衙门核议《密议海防十条》，吏、户、礼、兵四部分议《治平六策》。
一个身在江湖的候补微员对国家的内政外交全局在胸，提出了连一些督抚大员都未曾提出的建议，这不能不令人惊讶和钦佩。
薛福成的这份万言书在京中纷纷传抄，大有洛阳纸贵之势。
直隶驻京的提塘官立即将万言书抄录一份送到天津，李鸿章读罢连连拍案，尤其是《密议海防十条》，让他大叹茫茫人海中竟然有如此知己！
李鸿章把薛福成的十条总结为五个方面：
一是改善国家外交。
薛福成认为，西方诸国为了侵略大清而互相勾结，大清一直孤立无援，应当打破这种状况，对不同国家采取不同办法，广树外援。
他又指出，如今沿海州县的地方官吏与洋人的交涉活动已十分频繁。
可是当事者却往往从没见过中外之间的条约，临事时茫然不知所措。
“偏于刚者”
，会违约而滋事端，“偏于柔者”
，以忘约而失体统，总之都会启衅召侮。
因此，应将国际公法、中外条约多多刊印，颁发到州县，使有志之士和官幕书吏都能随时披阅，遇到事变，便可援引公法、条约，从容与洋人周旋。
二是培养新式人才。
薛福成感叹大清的士大夫拘于成见，平时高谈气节，鄙弃洋务，只懂些八股文、试帖诗，一遇事变，就像盲人那样不知所措。
号称懂得洋务的，又只有翻译、商贾之流，而他们除了声色货利之外，并不知其他。
这就是国家难觅洋务人才的原因。
他建议，要使人才奋起，必须使“聪明才杰之士”
都来研求时务，应该为洞达洋务的人专设一科，令内外大臣都来保荐，即使是新科进士等科举正途出身的人也可予以录用。
这样，“功名之职一开，士大夫习闻惯见，渐渐转移风气，不再专务空谈”
，“奇杰之才”
必定会大批涌现。
对此李鸿章也是感慨良多，薛福成所提与他十几年前上奏朝廷改革科举的奏议几乎如出一辙，十几年过去了依然没有任何改变，正途出身的士人依然对洋务嗤之以鼻。
四是加强海军力量。
薛福成建议，要大办海军，应该留心物色确有才能的“洋将”
，请他们来帮助操练。
同时，应该挑选沿海“勤敏”
的子弟上西方兵舰见习，几年后学成回国，便由他们来操纵军舰，这样就能使海军日益精锐。
他还认为，铁甲舰威力巨大，绝非寻常兵轮所能匹敌。
大清有了铁甲舰，“外则巡缉洋面”
，“内则扼守要口”
，还可使其他兵轮有了依靠而增加气势，因此大清应不惜巨款向西方定购铁甲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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