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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根据捻军战略的改变，迅速调整围剿部署，令鲍超、杨鼎勋、刘松山、刘秉璋四提督统军追剿西捻。
刘铭传、潘鼎新、张树珊所部负责追剿东捻。
东捻军像对付僧格林沁一样，从河南东进山东，又由山东进了江苏，官军追到赣榆，东捻军又进了安徽，而后重新回到河南，牵着剿捻大军，围着曾国藩的徐州大营，转了一个大圈。
曾国藩的河防没能防住东捻军，不待朝廷指责，他自己心怀愧疚，又不断受到御史攻击，参劾他“查圩清源”
中滥杀百姓。
新任的安徽巡抚英翰，河南巡抚李鹤年，比前任略好些，但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关系，“驱贼出境”
的策略依然如故。
曾国藩忧愤交加，身体更差，除了眼睛看不清外，又增加腹泻的毛病，还有好几次忽然头晕，要睡一觉才能减轻。
朝廷赏他一个月的假期，让他在营调理。
此时，曾国藩心里已经萌生卸任节制三省钦差大臣的念头，他心中的接手人就是高足李鸿章。
但他还是有些不甘心，觉得官军的实力在不断加强，尤其湖北有他九弟主持，新募的六千新湘勇经过半年多的训练，战斗力已经大大提高。
捻军像没头苍蝇一样东奔西走，估计还会重新闯进他河防的圈子里，河防再牢固一些，也许就能把捻子彻底剿平。
所以，到了十月十三日，他上奏请开缺的折子，流露出他矛盾、酸涩而又恋栈的真实心态——
臣病势日重，惮于见客，即见亦不能多言，岂复能殷勤教诲？不以亲笔信函答诸将者已年余矣，近则代拟之信稿，亦难核改，稍长之公犊，皆难细阅，臣昔日之长者今已尽失。
而用兵拙钝，剿粤匪或尚可幸胜，剿捻实大不相宜。
昔之短者，今则愈形其短，明知必误大局，而犹贪恋权位，讳饰而不肯直陈，是欺君也；明知湘、淮各军相依颇深，而必求离营，不顾君心涣款，是负恩也。
臣不敢欺饰于大廷，亦不忍负疚于隐微，唯有吁恳天恩，准开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实缺，并另简钦差大臣接办军务。
臣以道员留营，不主调度赏罚之权，但以维系将士之心，庶于军国大事毫无所损，而臣之寸心稍安。
“臣以道员留营”
的请求，实际是曾国藩恋栈心态的反映，他心底隐隐希望的是朝廷能够挽留他。
他虽然已经有卸任的打算，但不想在此河防失效、一片质疑声中灰溜溜下堂，他希望在证明他的策略正确后体面地退居幕后，他的脸上也好看些。
然而，朝廷很快下旨：“着再赏曾国藩病假一月，在营安心调理，钦差大臣关防着李鸿章暂行署理，并着立即赴徐州部署防剿事宜。
曾回藩调理就痊，即行来京陛见，以慰廑系。”
接到上谕的李鸿章，心里十分激动，彻夜难眠，他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
曾国藩在前线剿捻，他在两江筹措粮饷，却时刻在盯着江北的战局，也一直在关注老师的剿捻策略。
他坚持认为无论重镇布防还是河防之策，都是对付捻军的治本之策，之所以不能马上奏效，是因为官军派系太杂，不能全力以赴。
他认为捻军迟早要被剿灭，只是需要时间而已，如果要他前来剿捻，淮军的指挥肯定要更加灵便，再加强机动追剿的力量，一定能够把捻子剿平。
他其实一直在等待机会，一直跃跃欲试，只盼老师撑不住后由他走马上任。
如今接到上谕，他立即起行，经过二十天的航行到达徐州，立即重新调整淮军布防。
他命六弟李昭庆率所部四营驻守徐州城，并立即扩充马队，至少要达到十五营；王永胜统十一营进驻皖徐交界，刘士奇统七营进扎运河西岸，刘铭传、潘鼎新部回师东援，淮军士气为之大振。
此时朝野言官纷纷上折，蜂起弹劾曾国藩师老无功，希望走马换将的呼声非常高。
于是朝廷下定决心，让曾国藩回任两江，让李鸿章出任剿捻统帅。
李鸿章是个大孝子，但凡遇到重大事情，无论军情还是政情，或者个人升迁，都要亲笔给母亲写信报告。
他在接到上谕的当天，写信给母亲——
曾夫子自谓剿捻无功，精力太衰，不能当此大任，屡请罢斥，当蒙圣上照准，命曾夫子回两江总督任，授男钦差大臣，专办剿捻事宜。
男已拜表谢恩，一俟曾夫子到署，当即交代北上。
设或路出临淮，阅军进剿，一得肤功，拟驰抵家园，以慰数年来白云亲舍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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