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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家口以南一直至淮河,则由刘铭传部铭军、乔松年部皖军及湘军水师防守。
这样,利用运河、黄河、沙河、贾鲁河、淮河的天然屏障,构成横跨豫、皖、鲁、苏四省的三角形防线。
同时,又派鲍超、刘秉障、刘松山、张诗日等湘、淮军组成“追剿之师”
,跟踪追击捻军。
然而,贾鲁河、沙河河防遇到很大阻力,沙河淤沙严重,地基松软,筑墙困难重重;从朱仙镇一直到黄河边,无河可守,需要挖壕筑墙,工程量太大,而且筑好墙后还要防守,一旦被突破就要负咎。
而且无论河南还是安徽的地方官,觉得沿河防守无异于把捻军固定在自己的地盘上,遭罪的是自己,不如还是让捻军来去纵横,那样至少还能稍可喘息。
尤其是负责防守开封到黄河边的豫军,挖壕筑墙一再倒塌,后来干脆应付了事,糊弄着只要不倒就成。
会师于鲁豫交界的捻军向运河防线发起猛烈进攻,他们的意图非常明显,要突破运河防线,进入山东半岛。
然而此时正是雨季,运河水涨,湘军水师、天津英法军舰、漕运衙门的兵船都来助战,沿运河、黄河炮击捻军,因此苦战十几天而无力突破官军防线。
眼看官军正向运河沿线集中,捻军决定回师河南。
此时贾鲁河、沙河防线刚刚勉强建好,捻军已经摸清从开封往北到黄河段最为薄弱,因此决定从此处突破。
时间选在八月十五,这天是中秋节,是中国人十分重视的团圆之日。
每逢佳节倍思亲,豫军都本是当地人,离家稍近的都开小差回了家,而勉强守在防线上的也是思乡心切,无心坚守。
十六日夜里丑正寅初,也就是凌晨三点左右,人睡得最熟的时候,开封以南二十多里的黄河故道上,突然火把通明,战马嘶吼,捻军如从天而降的洪水,向着豫军的防线冲过去。
豫军根本无力抵抗,松软的沙墙经不住战马三踢两踩,就被夷为平地。
数万捻军如入无人之境,一直向西而去,一直到中牟才停下脚步,早把官军远远地抛在脑后。
朝廷震怒,曾国藩也是又恨又愧。
自从他剿捻以来,地方大员阳奉阴违,协饷一拖再拖,河防也是应付了事。
他一怒之下参掉了安徽巡抚乔松年、河南巡抚吴昌寿,朝廷根据曾国藩的建议,安徽由布政使英翰实授,河南由署理湖北巡抚李鹤年实授,他钦差的权威总算得到了巩固。
捻军首领聚集中牟,商讨下一步的进军方向。
一年多来,曾国藩先是重兵防守、查圩清源,然后实行河防之策,虽然没有捆住捻军的手脚,依然在数省间纵横驰骋,但捻军的日子却越来越难过。
曾国藩的战略虽然看上去笨拙,但无疑击中了捻军的要害。
捻军失去了后方基地,粮食等后勤保障越来越困难,与百姓越来越隔绝。
从前捻军以淮北为根基,流窜他省,抢掠粮食、财物——称为打捎——回乡享用,然而如今淮北根据地已经被连根拔起,如果继续这样东奔西走,自己同样也是疲惫不堪。
因此,赖文光提议应当分出一军西进陕甘,联络陕甘起义军,建立长久立足之地。
大家也都同意这一建议。
捻军中,其实一直分成两大派系,一派是以张宗禹为首,他是捻军盟主张乐行的侄子,雉河集人,他的兄弟张宗道、张宗先,侄子张正江等跟随他,组成他最得力的助手;另一派是以任化邦为首领,他小名任柱,安徽蒙城人,他的叔父是捻军蓝旗首领,他的堂兄弟任定、任文、任虎、任大牛、任三厌都是捻军中的虎将,也是任化邦的得力助手。
这两派人马,从心理上双方都不服气。
而两人性格也相差很大。
张宗禹出身地主家庭,自幼喜欢读书,虽然对科举不感兴趣,但文化底子很厚实,曾经给他族叔大盟主张乐行当过文墨师爷,几乎是手不释卷,打仗间隙骑在马上还要看书,以足智多谋著称;而任化邦出身赤贫人家,十几岁父母双亡,是真正没人管没人疼的野孩子,从小好勇斗狠,打起仗来以勇猛著称,尤其善于指挥骑兵作战,刘铭传等淮军名将也都惧他三分,望见他的旗帜就不敢轻动。
李鸿章称任化邦:“称雄十年,用骑万匹,东三省及蒙古马队俱为战尽,实为当代第一等骑将好汉!”
曾国藩也说:“任化邦骁勇善战,项羽之俦,人中怪杰也!”
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张乐行当年曾经以违抗军令为由,斩杀蓝旗统领,而蓝旗一直认为那是挟私报复,因此,任化邦与张宗禹面和心不和,捻军实际上始终分为两部分,虽然有时并肩作战,但总体上聚少分多。
这次决定分为东西两路,张宗禹自告奋勇带所部人马西去陕甘,联络陕甘回军,是为西捻军;出身太平军的赖文光与任化邦相识最早,因此他与任化邦一起留在中原,坚持斗争,是为东捻军。
东捻军名义上赖文光为首领,但实际赖文光所部太平军只有几千人,因此任化邦的实际影响力和作用,远远超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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