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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铁厂一旦买下后，就立即着手建新厂。
去年底曾老师派容闳前往美国购买机器，等他买回来后也并入江南局，我要把江南局建成大清最大的机器制造局。
不仅要制造洋枪洋炮，将来还要用局里的机器制造机器，铸钱、织布、挖河等机器都可仿制，触类旁通，于民生也大有益处。”
说到推行洋人制器之器，李鸿章感慨颇多，“雨生，这些年和洋人交往多了，听洋人讲，他们不仅洋枪洋炮靠机器制造，纺织、农具、炼铁、开矿，无一不采用机器，人力大为节省，一台机器可抵十余人甚至百余人力，正因为有机器推动百业，因此洋人国家面积比我们小，人口比我们少，所产物品却不比我们少，价格还比我们便宜，百姓日渐富裕，国家日渐富足，要养一支精锐的部队，配备巨舰洋炮，也就十分容易。
所谓民富国强，富国强兵，都源于机器制造！
我们学习洋人，仅购买、装备洋人的机器不行，我们得学习洋人制造机器之法，学会用机器制造机器，这才是根本。
老师在宝应罗织了一个年轻才俊叫薛福成，他上了一份万言书，其中也说到要学习洋人的技巧，他说将来如果以机器制造机器，百工皆用机器，则民可富、国可强、兵可壮。
只可惜大清有这种见识的万无其一！
怎么办？责任还要落在我们这些封疆大吏身上，我们不能仅仅有这种见识，关键是要来推行。”
江南制造局还在筹建中，李鸿章已经由此瞻望到机器制造的重要、国富民强的远景，他的思维和眼界令丁日昌十分佩服：“大帅的眼界真是令卑职惭愧。
卑职眼前只看到买下铁厂，赶紧制造枪炮弹药，没有大帅的高瞻远瞩。”
李鸿章笑了笑道：“雨生也不必恭维我。
我在上海日久，见识了大清与洋人国家的差距实在太大，我们就是赶紧追赶，怕没有二三十年也难以超越。
我们不管别人说什么，骂什么，洋务事业必须能早一日是一日，能早办成一件是一件。”
之后，李鸿章亲自给曾国藩写一封信，请他支持创办江南制造总局。
又向朝廷上《购买外国机器铁厂折》，请朝廷批准。
他从淮军急需弹药补充入手，说明创办江南制造局的迫切需要，又从未来有助大清富国强兵的角度说明它的长远意义——
臣于军火机器注意数年，督饬丁日昌留心访求数月，今办成此座铁厂，当尽其心力所能及者而为之，以取外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不致见绌于相形，斯可有备而无患，此则臣区区愚诚也。
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
臣尤有所陈者：洋机器于耕织、刷印、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劳费，仍不外乎机栝之牵引，轮凿之相推相压，一动而全体俱动，其形象固显然可见，其理与法亦确然可解。
其久则风气渐开，臣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
中国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之道，全寄望于仿习机器。
这份奏折很快到了恭亲王手中。
恭亲王虽然二遭严谴，去掉了议政王的尊号，但他富国强兵的雄心壮志依然在，对创办江南制造局十分支持，专门上折阐明将来大清应大力引进制器之器，在军事、民生各业中推广机器制造，以提高百工之效，以达富国强兵之效。
为了避免满人责备他太倚重汉人，也避免机器制造全握于汉人之手，他特别提议让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创办天津机器局，慈禧很快批准了这一计划。
江南制造局得到朝廷、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大力推动，创办的第一年就投入五十多万两白银。
其中购买旗记铁厂六万两，容闳从美国购回机器共六万八千两，从高昌庙购置土地和建厂房二十四万两，在虹口旧厂的房租、薪工、物料等支付十七万两。
以后规模不断扩大，经费每年虽无定数，约计不下五六十万两。
1867年搬到高昌庙镇，扩充设备，建有机器厂、洋枪楼、汽炉（锅炉）厂、铸造厂、轮船厂等；1880年后又相继建成炮弹厂、水雷厂、炼钢厂、栗色火药厂、无烟火药厂等。
所产枪炮等军工产品供各省清军使用，促进了清军装备的近代化。
中国第一门钢炮、第一支后装线膛步枪，这些超脱了冷兵器痕迹的近代意义上的御侮之器都出自江南制造局之手。
从林明敦式后装线膛枪，到德国的新毛瑟枪；从前装线膛炮，到后装线膛阿姆斯特朗炮，江南无不在仿制中很快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江南机器制造局不仅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军工企业，也是除福州船政局外最大的造船企业。
1876年，建成中国第一艘铁甲军舰“金鸥”
号，1918年，为美国人建造了四艘万吨巨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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