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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和《战争与和平》成为经典著作，正是这大场面为我们展开了光彩灼目的历史画卷。
《红楼梦》和《战争与和平》一样，一开卷便先声夺人地写大场面，这又是极其相近的笔墨。
第十三回《秦可卿死封龙禁尉王熙凤协理宁国府》，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荣国府归省庆元宵》，就是一个全景的电影场面。
托尔斯泰开宗明义第一卷第一章就写了安娜·舍雷尔的晚会，随后是劳斯托夫家的命名日庆祝活动，宴会，舞会。
接着，便是别竺豪夫伯爵之死。
真是让人难以置信，两位大师竟同样通过一个人物的死去，使整个小说故事的进展起了转折性的变化。
要说巧合还毋宁认为是腐朽的贵族社会必然现象。
这两个人物——秦可卿和别竺豪夫——虽然一为娇艳的少妇，一为垂暮的老人，但都是极其重要而且受到尊敬，可多少又有些不佳的声名，但人们仍旧不得不执礼甚恭的角色。
这种巧合也太奇妙了。
秦可卿的公公贾珍，“哭得泪人儿一般”
，多少写得暧昧。
而彼尔是别竺豪夫的私生子，则毫无遮拦地全盘托出。
两位大师不约而同地写了死亡，但着眼点不同，虽然都无意去历数死者的行状，把笔触指向围绕死人的活人。
托尔斯泰意在遗产的争夺，彼尔命运的转变，伐西里王爵和那个安娜·米哈伊罗夫娜对财产的染指之心。
而曹雪芹则通过秦可卿之死，王熙凤办理丧事，直到弄权铁槛寺，把荣宁二府的上下左右的利害复杂关系全面呈现在读者眼前。
在秦可卿之死和元妃省亲这两个大场面描写中，我们感受到了与托尔斯泰写战争相匹敌的征服人心的艺术力量。
如果说托尔斯泰在大场面描写中，着重于气氛渲染，那么曹雪芹这位深谙中国园林精义的大师，“胸中大有丘壑”
，倒很有点电影蒙太奇手法，近推远拉，特写全景，巨细悉备，繁简适宜。
他借惜春学画中宝钗的口，已将他的表现大场面的艺术观说得再清楚没有了。
但大师们笔法多变，不拘一格。
假如我们再来比较一下元妃省亲和劳斯托夫家的命名日，宴会，舞会。
曹雪芹从六宫都太监特来降旨到贾妃回宫次日见驾谢恩，龙颜大悦，在营造皇妃省亲这天大的盛事，其隆重、严肃、紧迫、惶恐、无不战战兢兢的气氛上，达到极致的程度。
反过来，托尔斯泰在命名日写到娜塔莎、包力斯、桑尼亚以及尼古拉在养花房的情景，多少也可算作红楼笔法的。
其实相似之处，不胜枚举：例如安娜·米哈伊罗夫娜为她儿子包力斯调入近卫军低声下气去求伐西里王爵。
她借劳斯托夫伯爵夫人的马车，诉苦，以及需要五百卢布为儿子治装向伯爵夫人张嘴，很使人联想起《红楼梦》里“金寡妇贪利权受辱”
。
同样，在“嗔顽童茗烟闹书房”
中那场斗殴，我们也不会忘掉在《战争与和平》中，那几个纨绔子弟怎样把警察和熊捆绑在一起，扔在茅伊加运河里的恶作剧。
自然，细心的读者还会找到许多可以进行类比的情节。
对于大师们这种惊人的心有灵犀的相通之处，只能套用一句俗话，那就是人们常常在口头上说到的“英雄所见略同”
，来结束这篇进行比较研究的文字。
从这两位大师，从这两部杰作，不正好说明果然如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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