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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贡问孔子:“人死之后有知还是无知?”
孔子回答:“不说。”
子贡问:“为什么不说?”
“我要是说死者有知,恐怕孝子贤孙会过分厚葬死者而妨害生者的生活;我要说死者无知,又恐怕不孝子孙丢弃死者遗体不加以安葬。
所以我不说。”
孔子的意思是,即使是事实,有些事情也不能说。
因为,除了事实判断,还有价值判断。
从这个意义上说,言者并非全都无罪:那些伤害他人的言论,歧视或导致歧视的言论,都是要负道义甚至法律责任的。
很多时候,说还是不说,是一个问题。
但是,有些问题还必须说。
孔子不是不言“性与天道”
吗?
但是,关于人性,他还是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8]
这话为什么重要?
我们看看孔子之后关于人性的争论就知道了。
根据《孟子·告子上》和《荀子·性恶》的记载,先秦时期,关于人性问题,在孔子之后,主要出现了几种观点。
第一,告子的“无善无不善”
——人性无善恶,善恶是后天环境的影响;
第二,孟子的“人性善”
;
第三,荀子的“人性恶”
。
我们看看孔子的话,就会明白,孔子是多么伟大。
他为人性问题设置了一条底线——人性相同(近)。
在此之上,就是善,在此之下,就是恶。
我们看,孟子讲“性善”
,荀子讲“性恶”
,两人针锋相对。
但是,两人都不违背孔子。
不该说的,不说;该说的,一定说。
这就是孔子的价值判断力。
我们再来看看《论语》中孔子对一些敏感问题的判断。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rǎng)羊而子证之。”
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9]
这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直到今天,法律界还在为此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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