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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其实不然，他对于熟人很爱谈天，不但是谈学问，尤其爱谈国内外的时事。
他对于质疑问难的人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偶尔遇到辩难的时候，他也不坚持他的主观的见解。
有时也可以抛弃他的主张。
真不失真正学者的态度。”
（见述学社《国学月报·王静安先生专号》，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出版）这样的态度，据我从鲁迅的亲近者所得来的认识，似乎和鲁迅的态度也很类似。
据说鲁迅对于不甚相熟的朋友也不愿意多说话，因此有好些人也似乎以为鲁迅是一位孤僻冷酷的人。
但他对于熟人或质疑问难的人，却一样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
两位都获得了许多青年的爱戴，即此也可以证明，他们的性格是博爱容众的。
但在这相同的种种迹象之外，却有不能混淆的断然不同的大节所在之处。
那便是鲁迅随着时代的进展而进展，并且领导了时代的前进；而王国维却中止在了一个阶段上，竟成为了时代的牺牲。
王国维很不幸地早生了几年，做了几年清朝的官；到了一九二三年更不幸地受了废帝溥仪的征召，任清宫南书房行走，食五品俸。
这样的一个菲薄的蜘蛛网，却把他紧紧套着了。
在一九二七年的夏间，国民革命军在河南打败了张作霖，一部分人正在兴高采烈的时候，而他却在六月二日（农历五月三日）跳进颐和园的湖水里面淹死了。
在表面上看来，他的一生好像很眷念着旧朝，入了民国之后虽然已经十六年，而他始终不曾剪去发辫，俨然以清室遗臣自居。
这是和鲁迅迥然不同的地方，而且也是一件很稀奇的事。
他是很有科学头脑的人，做学问是实事求是，丝毫不为成见所囿，并且异常胆大，能发前人所未能发，言腐儒所不敢言，而独于在这生活实践上却呈出了极大的矛盾。
清朝的遗老们在王国维死了之后，曾谥之为忠悫公，这谥号与其说在尊敬他，毋宁是在骂他。
忠而悫，不是骂他是愚忠吗？真正受了清朝的深恩厚泽的大遗老们，在清朝灭亡时不曾有人死节，就连身居太师太傅之职的徐世昌，后来不是都做过民国的总统吗？而一个小小的亡国后的五品官，到了民国十六年却还要“殉节”
，不真是愚而不可救吗？遗老们在下意识中实在流露了对于他的嘲悯。
不过问题有点蹊跷，知道底里的人能够为王国维辩白。
据说他并不是忠于前朝，而是别有死因的。
他临死前写好了的遗书，重要的几句是“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
没有一字一句提到了前朝或者逊帝来。
这样要说他是“殉节”
，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
况且当时时局即使危迫，而逊帝溥仪还安然无恙。
他假如真是一位愚忠，也应该等溥仪有了三长两短之后，再来死难不迟。
他为什么要那样着急？所以他的自杀，我倒也同意不能把它作为“殉节”
看待。
据说他的死，实际上是受了罗振玉的逼迫。
详细的情形虽然不十分知道，大体的经过是这样的。
罗在天津开书店，王氏之子参与其事，大折其本。
罗竟大不满于王，王之媳乃罗之女，竟因而大归。
这很伤了王国维的情谊，所以逼得他竟走上了自杀的路。
前举殷南先生的文字里面也有这样的话：“偏偏去年秋天，既有长子之丧，又遭挚友之绝，愤世嫉俗，而有今日之自杀。”
所谓“挚友之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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