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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则经过南京的水师学堂，路矿学堂，以一九〇二年赴日本留学，进过东京的弘文学院，两年后又进过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
王国维研究物理学只有一年，没有继续，而鲁迅研究医学也只有一年。
两位都是受过相当严格的科学训练的。
两位都喜欢文艺和哲学，而尤其有趣的是都曾醉心过尼采。
这理由是容易说明的：因为在二十世纪初期，尼采思想乃至德意志哲学，在日本学术界是磅礴着的。
两位回国后都曾从事于教育工作。
王国维以一九〇三年曾任南通师范学堂教习，讲授心理、伦理、哲学，一九〇四年转任苏州师范学堂教习，除心理、伦理、哲学之外，更曾担任过社会学的讲座。
鲁迅则以一九〇九年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生理和化学的教员，第二年曾经短期担任过绍兴中学的教员兼监学，又第二年即辛亥革命的一九一一年，担任了绍兴师范学校的校长。
就这样在同样担任过师范教育之后，更有趣的是，复同样进了教育部，参加了教育行政工作。
王国维是以一九〇六年在当时的学部（即后来的教育部）总务司行走，其后改充京师图书馆的编译，旋复充任名词馆的协调。
都是属于学部的，任职至辛亥革命而止。
鲁迅则以一九一二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的部员，初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后迁北京，又改为佥事，任职直至一九二六年。
而到晚年来，又同样从事大学教育，王国维担任过北京大学的通信导师、清华大学研究院教授，鲁迅则担任过北大、北京师大、北京女子师大、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的讲师或教授。
两位的履历，就这样，相似到实在可以令人惊异的地步。
而两位的思想历程和治学的方法及态度，也差不多有同样令人惊异的相似。
他们两位都处在新旧交替的时代，对于旧学都在幼年已经储备了相当的积蓄，而又同受了相当严格的科学训练。
他们想要成为物理学家或医学家的志望虽然没有达到，但他们用科学的方法来回治旧学或创作，却同样获得了辉煌的成就。
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毫无疑问，是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
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万的后学。
王国维的力量后来多多用在史学研究方面去了，他的甲骨文字的研究，殷周金文的研究，汉晋竹简和封泥等的研究，是划时代的工作。
西北地理和蒙古史料的研究也有些惊人的成绩。
鲁迅对于先秦古物虽然不大致力，而对于秦以后的金石铭刻，尤其北朝的造像与隋唐的墓志等，听说都有丰富的搜罗，但可惜关于这方面的成绩，我们在《全集》中不能够见到。
大抵两位在研究国故上，除运用科学方法之外，都同样承继了清代乾嘉学派的遗烈。
他们爱搜罗古物，辑录逸书，校订典集，严格地遵守着实事求是的态度。
鲁迅的力量则多多用在文艺创作方面，在这方面的伟大的成就差不多掩盖了他的学术研究方面的业绩，一般人所了解的鲁迅大抵是这一方面。
就和王国维是新史学的开山一样，鲁迅是新文艺的开山。
但王国维初年也同样是对于文学感觉兴趣的人。
他曾经介绍过歌德的《浮士德》，根据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写过《红楼梦评论》，尽力赞美元曲，而在词曲的意境中提倡“不隔”
的理论（“不隔”
是直观自然，不假修饰）。
自己对于诗词的写作，尤其词，很有自信，而且曾经有过这样的志愿，想写戏曲。
据这些看来，三十岁以前，王国维分明是一位文学家。
假如这个志趣不中断，照着他的理论和素养发展下去，他在文学上的建树必然更有可观，而且说不定也能打破旧有的窠臼，而成为新时代的一位前驱者的。
两位都富于理性，养成了科学的头脑，这很容易得到公认。
但他们的生活也并不偏枯，他们是厚于感情，而特别是笃于友谊的。
和王国维“相识将近三十年”
的殷南先生所写的《我所知道的王静安先生》里面有这样的一节话：“他平生的交游很少，而且沉默寡言，见了不甚相熟的朋友是不愿意多说话的，所以有许多的人都以为他是个孤僻冷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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