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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鲁迅的见面，真真可以说是失诸交臂。
关于王国维的著作，我在一九二一年的夏天，读过他的《宋元戏曲史》。
那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种小本子。
我那时住在泰东书局的编辑所里面，为了换取食宿费，答应了书局的要求，着手编印《西厢》。
就因为有这样的必要，我参考过《宋元戏曲史》。
读后，认为是有价值的一部好书。
但我也并没有更进一步去追求王国维的其他著作，甚至王国维究竟是什么人，我也没有十分过问。
那时候王国维在担任哈同办的仓圣明智大学的教授，大约他就住在哈同花园里面的吧。
而我自己在哈同路的民厚南里也住过一些时间，可以说居处近在咫尺。
但这些都是后来才知道的。
假使当年我知道了王国维在担任那个大学的教授，说不定我从心里便把他鄙弃了。
我住在民厚南里的时候，哈同花园的本身在我便是一个憎恨。
连那什么“仓圣明智”
等字样只觉得是可以令人作呕的狗粪上的霉菌。
真正认识了王国维，也是在我亡命日本的时候。
那是一九二八年的下半年，我已经开始作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和甲骨文、金文发生了接触。
就在这时候，我在东京的一个私人图书馆东洋文库里面，才读到了《观堂集林》，王国维自己编订的第一个全集（《王国维全集》一共有三种）。
他在史学上的划时代的成就使我震惊了。
然而这已经是王国维去世后一年多的事。
这两位大师，鲁迅和王国维，在生前都有可能见面的机会，而我没有见到，而在死后却同样以他们的遗著吸引了我的几乎全部的注意。
就因为这样，我每每总要把他们两位的名字和业绩联想起来。
我时常这样作想：假使能够有人细心地把这两位大师作比较研究，考核他们的精神发展的路径，和成就上的异同，那应该不会是无益的工作。
可惜我对于两位的生前都不曾接近，著作以外的生活态度，思想历程，及一切的客观环境，我都缺乏直接的亲炙。
因此我对于这项工作虽然感觉兴趣，而要让我来做，却自认为甚不适当。
六年前，在鲁迅逝世第四周年纪念会上，我在重庆曾经作过一次讲演，简单地把两位先生作过一番比较。
我的意思是想引起更适当的人来从事研究，但六年以来，影响却依然是沉寂的。
有一次许寿裳先生问过我，我那一次的讲演，究竟有没有底稿。
可见许先生对于这事很注意。
底稿我是没有的，我倒感觉着：假使让许先生来写这样的题目，那必然是更适当了。
许先生是鲁迅的挚友，关于鲁迅的一切知道得很详，而同王国维想来也必定相识，他们在北京城的学术氛围气里同处了五年，以许先生的学力和衡鉴必然更能够对王国维作正确的批判。
但我不知道许先生自己有没有这样的兴趣。
首先我所感觉着的，是王国维和鲁迅相同的地方太多。
王国维生于一八七七年，长鲁迅五岁，死于一九二七年，比鲁迅早死九年，他们可以说是正整同时代的人。
王国维生于浙江海宁，鲁迅生于浙江绍兴，自然要算是同乡。
他们两人幼年时家况都很不好。
王国维经过上海的东文学社，以一九〇一年赴日本留学，进过东京的物理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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