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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另找住处，回校上课，再禀告父母有关一高毕业后升学分配的情况。
这样，第三十函的日期自应在5月下旬，至晚不会超过6月1日。
原件图片中有一只被空置的信封，信封正面文字和日本邮戳没有保留下来，仅存作者在信封背面书写的寄出地址、日期，以及两枚可辨认的国内邮戳，一为万县“四年六月十二”
，一为嘉定府“四年六月十九”
。
手写寄出日期为“五月廿三日”
，即1915年的5月23日。
这日期与三十函的时间是大体吻合的，是否可以把这二者定为同一组合呢？不行，因为信封背面的地址分明写着：“日本东京本乡区真砂町二十一番地富喜馆”
，而第三十函特地嘱咐家中：“现已移住处矣”
，“住所系本乡区追分町三十一番地富喜馆”
。
这两个不同街区的“富喜馆”
记录下作者返回东京最初一段时间居所变迁的行迹。
尽管没能为第三十函找到原本属于它的信封，但是，这只空置的信封却提供了一个可资参考的信息，能够把第三十函的时间界定在更短的时间段里，即1915年，5月24日至31日之间。
第三十五函【《樱简》编号二十九】
该信写于1915年7月20日，作者时在东京。
《樱简》把该信信封上一枚东京本乡的邮戳识为“冈山”
，从而误导读者以为此信自冈山发出，对作者的行迹产生歧义。
现在歧义可以消除了，作者初次到达冈山依然是在这年的9月上旬。
第三十八函【《樱简》编号三十二】
该信写于1915年10月21日，但作者落款处阳历与阴历日期的对应存在误差，《樱简》没有加以说明。
书信开头述“男居冈山已是一个多月了”
，又有信封上加盖于民国4年的三个邮戳，表明该函年份是1915年。
落款日期的阳历10月21日，阴历应为九月十三日。
信中却写作“九月十二日”
，有一日之差。
类似这种阳历和阴历日期对应关系上的偏差，在作者早期书信中并非仅此一例。
作者之所以在信中标注阳历与阴历两个时间，正是一个过渡时代的印迹。
阳历，当时在日本已推行有40年。
而此时此刻的中国则处在新旧巨变之中，阳历对于地处四川乐山沙湾小镇的居民，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人来说，还是新事物。
为照顾家人的习惯，作者采取了二者兼用的办法。
当年在日本，并不那么容易找到带有阳历、阴历相互对应的历书，所以作者在两种历法换算时出现过好几次相差一天的失误。
在邻近年份中，阳历与阴历仅仅相差一天的情况是不存在的。
所以信中两种历法的对应，仍然是我们锁定书信年份的一个可靠的栓。
第三十九函【《樱简》编号三十四】
该信写于1916年1月9日，《樱简》误为“1916年2月11日”
，混淆了阳历与阴历的日期。
该信落款“正月九日”
，是阳历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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