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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简》编者把此信年份定为1917年，是受了一个写有“十一月七日”
的信封的误导。
由于同是11月，同是7日，《樱简》编者便把这二者组合了起来，又根据信封上的地址“冈山”
和邮戳的时间，把信笺推定为1917年。
这封信中写道：“说起七妹来，想起元弟前日来函，似乎明年有出阁之说，未免太年轻了。”
“七妹出阁似乎可再缓两年，不识父母尊意如何也？”
据作者七妹的子女介绍，七妹是1916年与胡灼三完婚的。
作者已在1915年7月为反对七妹郭葆贞早婚而被父母“痛责”
（参见作者小说《漂流三部曲·十字架》），依情理而言，不可能在1917年七妹与胡灼三成亲一年后重提旧话。
因此《樱简》的年份推断——1917年，肯定是错了。
这封信的实际年份不会是1917年，也不会是1916年，那就只有1915年和1914年两种可能了。
到底哪一年更恰当呢？请对照1915年7月20日给季昌弟的第三十六函，这封信也谈到七妹的婚事，认为母亲为七妹物色的男方“殊觉不甚聪明过人”
，希望二老“详加采访、考询”
；同时还流露出对包办婚姻的不满，说“为儿子的，何敢更从旁插嘴，播斤论两耶？”
“天下人经母亲评题过，说好，断无不好者也……”
从语气到心态，第三十六函都明显比需要断案的第十九函更激烈。
最终的结论只有一个：第十九函应早于第三十六函，准确年份应为1914年。
由于第十九函的年份推断和内容，与第二十四函是相关联的，所以下面还将继续提到。
而那个写有“十一月七日”
的信封里的信实际上已经没有了，本文将其归入“四个没有信笺的空信封”
，另作记录。
第二十二函【《樱简》编号五十九】
该信写于1914年11月27日，《樱简》将年份定为1918年，依据不足。
暂且称之为“待定函”
。
阅读函文，会感觉文言色彩明显，属于作者初到日本留学时期的书信风格。
信的后半段集中在元弟是否应该继续求学的话题上，从中可以读出，元弟中学毕业前后，在求学、择业问题上的举棋不定，时间当在元弟中学毕业当年，即1914年，这个决定今后人生方向的一个关键时刻。
信的上下文交代了这个变化过程：1913年末，作者在北京停留的时候，元弟是有意学工的，而且还对作者“以实业相劝”
；1914年6月，元弟面临毕业，“又有改途教育之倾向”
，写信托作者了解北京师范的情况；1914年秋，由于“家事须人，骨肉天涯，四散分处”
，元弟又彻底放弃了继续求学的打算，从成都返回沙湾。
不足一年工夫，元弟对日后去向的选择犹疑不决，几经反复，所以才使作者大发慨叹：“勇退之情，亦何甚耶！”
倘若该信写于1918年岁暮，距离元弟中学毕业已过去4年时间了，对学业、前途的考虑有所改变，恐不至于引得作者如此情急心切吧。
把“待定函”
的年份确定为1914年，是否武断呢？来观察一下它的用笔、用纸。
借助原件图片可以观察到，该函与1914年夏秋之间的8月29日、9月6日、11月16日、11月27日的纸张、笔迹极其相仿。
尤其引人注意的是第二十一函（《樱简》编号十七）的落款日期——“十一月廿七日”
，这个日期和“待定函”
的落款一模一样，都是“十一月廿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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