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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的早年文献资料被乐山文化馆征集三年后，便经历了十年“**”
的冲击。
动**中，黄高彬等文管所的工作人员以极大的勇气，把这些文献资料完好地保存下来，使学术界在郭沫若去世后不久，接连看到两个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集子《少年诗稿》和《樱简》。
这不能不感谢乐山文管所及负责人的职业坚守。
这两本书的编者在编后中感谢了所有对这两本书的出版给予过帮助、支持和关心的人，他们提到郭沫若的亲属张琼华、郭宗瑨、吴鹿苹、魏蓉芳，以及他的同学友人。
然而通过阅读、校订，越发感觉到有一个人与这些资料的关系最为紧密，不应被人们忘记，却一直没有被人们提到。
这人即郭开运（1895—1971），字翊昌。
郭沫若称他为“元弟”
，因为在郭家四兄弟中排第四，按伯仲叔季的顺序，又称“季弟”
。
从这批家信中不难读出这样一个事实，作者的大哥郭开文长年在外供职，五哥郭开佐时在成都谋事。
元弟郭开运中学毕业以前，替两位老人执笔复信的任务间由王哥和作者堂兄郭少仪担当。
而自1914年夏元弟中学毕业返回沙湾后，元弟便成为父母亲与郭沫若书信往来的主要依靠，来信由他拆读，复信由他执笔。
尽管是作者与父母亲的通信，作者和元弟间的对话却比比可见。
例如在给父母的信里：直接责怪元弟复信不勤不详，不体谅离乡在外的亲人的念家之情；希望元弟抽空去杜家场为外祖父祭扫亡灵；建议元弟陪同父亲登峨嵋山望远；称赞元弟及时抄录父亲的教诲训示；为元弟传授探讨诗歌创作的体会；甚至在不经意间，会把致父母亲的信同写给元弟的内容混在一起。
1915年4月12日第二十八函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待到把信写完，才发觉把同元弟的交流和给父母亲的信连成了一片，只好附笔致歉：“函当另写，竟插父母禀中，亦是不慎。”
不仅如此，由于作者的原配夫人张琼华识字有限、不能书写，元弟还要从中传递，代读、代写。
2005年夏天，中共沙湾区委宣传部、沙湾区文化局领导和我们一起去探望了郭开运的遗孀魏凤英。
魏凤英老人回忆说，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沙湾镇鸣兴达号的大部分房屋被改作他用。
八嫂张琼华很早就随侄辈离开沙湾，搬到乐山县城去住了。
郭开运则和她仍旧住在老房子里，直至去世。
1963年乐山文化馆领导邀了八嫂一起从乐山县城来沙湾旧宅的时候，她不在家。
事后听郭开运讲起，他和八嫂把文化馆需要的东西全部送给了文化馆。
1963年，五哥郭开佐已经过世，与郭沫若同辈的家人中只剩郭开运、张琼华、魏凤英三位。
魏凤英和张琼华一样没有读过书，不会非常清楚送给文化馆的东西包括哪些文字内容。
郭沫若一生以振兴国家民族为己任，四海为家，但对父母、对兄弟姐妹的感情却始终不减。
他在作品中曾多少次感念他的大哥郭开文，是大哥给尚在少年时代的郭沫若带来资本主义文明的启蒙，送他出国求学，走向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世界。
郭沫若又把带自己去天后宫偷芭蕉花给母亲治病而被母亲痛加训斥的五哥郭开佐的身影，永远留在了《芭蕉花》那篇至亲至爱的散文里。
1942年创办群益出版社时，五哥雪中送炭，提供了实实在在的资金支持。
新中国成立初期，群益出版社并入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在结清账目时，郭沫若把自己的版税收入分送给五哥和家人，感谢这位兄长为群益出版事业作出的贡献。
然而，如果比较在郭沫若诗文作品中出现的频率，那么元弟郭开运（翊昌）也许是兄弟中最多的一位。
乐山文管会收藏有郭沫若1939年在沙湾时题写的一幅四条屏，是题为郭开运的，由郭开运捐赠给乐山文化馆。
文辞出自莲池大师《竹窗随笔·好名》：
人知好利之害，而不知好名之害为尤甚。
所以不知者，利之害粗而易见，名之害细而难知也。
故稍知自好者，便能轻利。
至于名，非大贤大智不能免也。
思立名，则故为诡异之行；思保名，则曲为遮掩之计。
终身役役于名之不暇，而暇治身心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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