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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写“中华民国四川嘉定乐山县城内县街清和店 烦托便带交沙湾场郭鸣兴达号收启”
；背面写“日本冈山第六高等学校 郭开贞家报 十一月七日”
。
日本冈山邮戳日期为“6.11.8”
，即大正6年（1917）11月8日；两枚国内邮戳日期都有“六年”
字样，为1917年无疑。
尽管这4个信封里的信已经丢失，但其本身仍存留着一些相关信息，尤其是1915年5月23日的信封，值得继续保留下去。
《游学家书》新增补的两函是出国留学以前的第一函和第五函。
前者在四川大学校史馆陈列，后者现存郭沫若纪念馆。
本节重点讨论写于1913年12月25日（癸丑年十一月廿八日）的第五函。
在199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转变中的近代中国·郭沫若》中，此函的手迹照片被编入，编号为第14图。
该图在郭沫若纪念馆举办的展览中也曾采用过，但信的释文没有被辑入近年陆续出版的郭沫若的各种作品集。
当初，这张明信片是和《樱简》中的其他信函一起，从乐山沙湾郭沫若家人手中收集到乐山文化馆的。
据《樱简》编者之一唐明中介绍，1963年乐山文化馆开始着手郭沫若有关史料的收集，当时文化馆负责人黄高斌在沙湾郭鸣兴达号旧宅征集到一批宝贵的文物资料，包括郭沫若早年的成绩单、作业本，以及不同时期的家信。
黄高斌在回忆文章中说，1965年6月他到北京拜访了郭沫若，请郭沫若为文化馆题写馆名，支持文化馆的工作，以后又托人把从沙湾旧宅中获得的资料选取了几种，带到北京送给郭沫若。
家乡文化馆同志们的愿望实现了，郭沫若、于立群从北京寄回了自认为比较满意的书法作品和为老照片写的说明。
郭沫若、于立群去世后，他们寄赠的墨迹曾悬挂在乐山凌云寺藏经楼上，1979年在乐山参加过首届郭沫若学术研讨会的学者们都有机会一饱眼福。
与此同时，乐山文管所开始对征集到的郭沫若的早期资料进行整理。
由于郭沫若1913年底的明信片在1965年被送到北京，因而没有收进《樱简》。
这张明信片字不过二百，却是郭沫若学生时代一个重要转折点的见证。
正值其时，郭沫若的长兄郭开文决定倾囊拿出可以维持半年时间的生活学习费用，送他随第二天就要动身的张次瑜一道赴日求学。
正在茫然寻找报国之途的郭沫若，面对这个企盼已久却来得有些突然的转机，立地决心跨过东海，去接受这场没有退路的搏击。
他连夜写就明信片告诉父母：“大哥决计命男东渡，兹已定明日搭乘京奉晚车……漫游赴日”
。
由此不难得出结论：作者启程离京，踏上东渡求学之路的时日就在写好这张明信片的第二天——1913年12月26日晚上。
对于这个日期，作者在其他作品中有过不同记述。
《我的学生时代》回忆为12月30日：“我是三十号离开北京的……在朝鲜的釜山迎接了一九一四年的新年。”
《初出夔门》回忆为12月28日：“就这样我的大哥便决定了让我到日本去留学。
今晚说好，明晚就得动身。”
“……路线是决定由京奉铁路经过朝鲜的，二十八号的晚上照着约定了的时间到北京东站去聚齐。”
前者肯定是误记，走铁路，12月30日离开北京，次年1月1日到釜山，这在当年，无论如何是赶不到的；后者比较详细，但毕竟写于1935年，是对20多年前往事的追述，如果当时作者能看到这张明信片，一定会以此为据，写出更加准确的回忆。
根据这张明信片，对照《初出夔门·乐园外的苹果》，可以推算出郭沫若离京赴朝一路的行程：
26日 晚，乘火车离开北京，沿京奉铁路东行。
27日 清早过山海关，当晚到达奉天（今沈阳），在一家日本人开的客栈留宿。
28日 晨，从奉天搭乘安奉铁路，晚抵安东。
过关后，换车驶入朝鲜境内。
29日 早晨列车途经朝鲜旧京汉城（今首尔），晚到达釜山。
在无法找到朝鲜1913年列车时刻表的情况下，郭沫若到达釜山的时间只能粗略定为12月29日晚，但不排除火车到达时刻已过子夜，日历已经翻到30日的可能。
三 元弟与郭沫若的早期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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