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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9月清政府下诏仿行宪政，预备立宪。
1907年秋又颁发章程，在中央设资政院，各省筹设咨议局。
由于迟迟不召开国会，因而引发各省咨议局发起速开国会、实行宪政的请愿运动。
清政府一面应允缩短三年预备立宪时间，改于宣统五年（1913）开设议院，并预行组织内阁，一面又下令遣散各地请愿代表，将同志会领袖温世霖等逮捕充边。
因当局封锁消息，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风潮平息之后，四川成都于1911年初，发生大规模请愿风潮。
请愿风潮由成都高等学堂发起，召集各校代表在教育总会开会，作者以分设中学丙班代表参加。
会议要求明年开设国会，由四川总督代奏，各校一律罢课，不达目的不复课。
次日，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时，被军警和巡防军包围。
代表会临时决议派代表找省咨议局正副局长，去质问当局为何派兵弹压学生。
由于缺乏组织训练，请愿风潮归于失败。
作者和好友张伯安，因拒绝带头复课遭学校斥退。
作者说：“大家都为爱国运动甘愿牺牲自己的学业，我不能来做破坏运动的罪魁。”
在今天看来，立宪派请愿活动被认为是一种改良；但当时在民众眼中就是“造反”
。
“造反就是革命”
，郭沫若也认为，“对于封建社会的支配阶级要求立宪”
，与“灭满兴汉”
的孙中山的武装革命，“两者在促进社会的变革上不正是同一的吗？”
恰好此时作者大哥由北京回省任职，分设中学请他担任法科课程，于是他和张伯安得以留校续读。
信说：“去岁年终请愿风潮卷弟人大漩中，未预试验，税驾南归，兄或有闻，无庸缕叙。”
又说：“今岁严加惩办，摒退多人，还观敝堂，亦复如是。”
虽然因大哥关系得以续读，但居家一月，心常忧愁，唯恐再被斥退，所以未与朋友见面。
经过这次事件，使他和朋友某君在思想志趣上的距离越来越远。
志趣不相投，对人生道路的选择背道而驰。
故信中说：“降生不辰，遭国阽危，奋飞高举，以蕲去患，吾辈之职也。”
又说：“日暮路远，古人用以兴悲，故我与足下，分道扬镳，各有所怀，敢抚心自问，总皆有蕲裨益。”
而且形势也不允许他们重温过去“聚首一堂，面相目，口相耳，手相手”
式的友情，像小儿女或驽马恋栈那样生活。
信的最后对交友原则提出自己的看法：“吾不以口友君，不以肘友君，友君于无友，无友乃有友，今君胡眩乎谀与势之友，而令吾友君之必出于口与肘也耶？”
这不单是交友原则，也是为人处世的人生大道理。
所以信的结尾说：“愿免旃，时相忘。”
免了吧，从此相互忘掉！
1911年春《答某君书》不只是对旧友的诀别，更是对过去生活的告别。
作者自参加成都国会请愿斗争起，历经辛亥革命，从此走上了中国革命艰难曲折的奋斗之路。
参加国会请愿斗争是作者第一次真正参加的社会革命斗争，也是他参加革命斗争第一次经受挫折、打击，在他一生为国家民族解放斗争的革命征途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这也是此篇的历史价值所在。
毕竟这是写给旧友的一封信，因此尽管思想立场差距甚大，甚至相反，但文字委婉，情感敦厚，是一篇情辞恳切、声情并茂的文章。
《寄大兄书》是作者写给大哥郭开文的信。
据信中考知他回家的时间冬月六日，即1911年12月25日，别后旬日写信，当为1912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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