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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日文不消说也是一样的可怜。
教日文的先生也仅是在成都东游预备学堂学了一年的程度；这样的程度便来教人的外国语真是太严肃的儿戏了。
我们学日文学了一两个学期，用尽我们的力量连五十音都没有学好。
学堂里没有可学的东西，少年的各种能力他总要寻出发泄的机会来消费的。
第一学期中是消费于酒，消费于游**，第二学期中这个倾向虽然仍旧继续，但已经没有从前那样厉害了。
重要的原因或者也可以说是那姓汪的少年救了我。
我自从和他两个成了莫逆之交，我事实上成为了那一群游**儿们的情敌，自然不能不和他们疏远。
我一和他们疏远，自然又不能不向新的方面发展了。
我所发展向的新的方面是甚么呢？便是文学。
因为我们可以自修的是只有文学，有资格足以供我们领教的也只有通文学的人。
中学堂的经学教员黄经华先生是我们乐山人，他也是廖季平先生的门生。
他很喜欢我，借了不少的书给我看。
在小学校对于今文学发生的趣味是他为我护惜着的。
他教的是《春秋》，就是根据廖季平先生三传一家的学说。
他很有把孔子宗教化的倾向，他说唐虞三代都是假的，“六艺”
都是孔子的创作，就是所谓托古改制。
为甚么《左传》里面在孔子以前人的口中征引“六艺”
的文字？他说这便是孔门的有组织有计划的通同作弊了。
他怕空言无益，所以才借重于外，托诸古人，又怕别人看穿了他的伪托不信任他，所以才特别自我作古的假造出许多的历史。
他这种见解在当时是很新鲜的。
章太炎的《国粹学报》，梁任公的《清议报》，就在这时候和我见面了。
章太炎的文章我实在看不懂，不过我们很崇拜他，因为他是革命家的原故。
革命家的言论为甚么要那样的难懂，一点也不带点革命性？这是我们很怀疑的地方。
有人对我说，难懂的是他论学的文章，他关于革命的言论是比较容易懂的。
但那时候他办的《民报》是禁书，我们没有可能得到阅读的机会。
《清议报》很容易看懂，虽然言论很浅薄，但它却表现出具有一种新的气象。
那时候的梁任公已经成了保皇党了。
我们心里很鄙屑他，但却喜欢他的著书。
他著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他译的《经国美谈》，以轻灵的笔调描写那亡命的志士，建国的英雄，真是令人心醉。
我在崇拜拿破仑、毕士麦之余便是崇拜的加富尔、加里波蒂、玛志尼了。
平心而论，梁任公的地位在当时确是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
他是生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他负载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
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
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的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
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者，他的功绩实不在章太炎辈之下。
他们所不同的，只是后者的主张要经过一次狭义的民族革命，前者以为这是不必要的破坏罢了。
他们都是醉心资本主义的人，都是资本制度国家的景仰者，都在主张立宪。
同样的立宪，美、法的民主和英、日的君主是并没有两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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