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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作者对于狩野的相当器重。
中间又说到“卜居爱住春明坊，择邻且近鹿门子，商量旧学加邃密，倾倒新知无穷已”
，春明坊便是王国维在京都的住处，他们彼此之间在学术上的接触，在这诗里是坦白地陈述着的。
再请看他那《海上送日本内藤博士》一首吧，那是王国维回上海之后，在内藤湖南到中国来游历时做来送他的诗。
中间叙述到在京都时钻研卜辞和有所收获的情形，而称许了内藤对于王氏学说的推挽，所谓“多君前后相邪许，太丘沦鼎一朝举”
，这更足以看出王氏的自负和对于内藤评价的分寸。
西京学派就这样在王国维的影响下，他们才脱出了宋、明旧汉学的窠臼而逐渐地知道了对于清代朴学的尊重。
对于中国学问的研究上，日本的学术界可以说是落后了三百年，但他们在短期间之内却也把那三百年的落后填补起来了。
我跑东洋文库，顶勤快的就只有开始的一两个月。
就在这一两个月之内，我读完了库中所藏的一切甲骨文字和金文的著作，也读完了王国维的《观堂集林》。
我对于中国古代的认识算得到了一个比较可以自信的把握了。
在这些书籍之外，我连带的还读到其他的东西，我读过安德生的在甘肃、河南等地的彩陶遗迹的报告，也读到北平地质研究所的关于北京人的报告。
凡是关于中国境内的考古学上的发现记载，我差不多都读了。
因此关于考古学这一门学问，我也广泛地涉猎了一些。
这些努力便使我写成了《卜辞中之古代社会》的那一篇，文章的末尾虽然写着“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日脱稿”
，但大体上在一九二八年的十月，已经基本完成。
只是我的社会研究逐渐移向到文化研究的阶段上去了。
我在甲骨文中发现了“岁”
字的存在，由此而有天文学上的研究，得以知道十二支文字本是黄道周天十二宫的星象，而它的起源却是巴比仑。
这些研究主要便汇成了我那《释支干》和《释岁》的几篇，那是收在《甲骨文字研究》里面的。
我在完成这些研究上差不多费了一年工夫。
国内有不少的朋友曾经帮助过我，特别是李一氓（就是李民治），他替我把所需要的书，陆续地收集，购寄，使我跑东京的时间也就省下了。
朋友们或许会发生疑问吧？我亡命到日本后，把全部精力完全沉浸于这些古代文物的研究里；我是拖着一家六口的人，我怎么会有这样的余裕来做这样冷僻的工作？请记起吧，这就是我应该感谢朋友的地方，特别是创造社的那一批朋友。
他们每月在送生活费来，我省却后顾的忧虑，因而便得以集中全力来解决我自己所想解决的问题。
假使没有创造社，没有朋友，我那些工作是绝对做不出来的。
古时候的人也知道朋友的宝贵，列之为五伦之一；而在我，朋友这一伦更有它的超越的宝贵了！
朋友不仅给予了我以物质的支持，而且给予了我以精神的成长。
但是自成立以来便在风雨飘摇中的创造社，终于在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日，便是我流亡日本后一周年光景，被封锁了。
在国内的朋友们的处境比我更加困难了，我的每个月一百元的生活费，从此也就断绝了。
怎么办呢？一家人饿死在日本吗？
不，我们倒也还不是那么毫无独立自主性的可怜虫！
安娜处家是俭约的，到了日本后，家政一直是她自己在操持，炊鬓洒扫，洗衣浆裳，乃至对外的应付，一切都全靠着她。
那时儿女还小，用费也不十分大，因此在每月百元之内，总有一些积余，这便解决了我们所间接受到的突然来的打击。
但我对于古代的研究不能再专搞下去了。
在研究之外，我总得顾计到生活。
于是我便把我的力量又移到了别种文字的写作和翻译。
我写了《我的幼年》和《反正前后》，我翻译了辛克莱的《石炭王》、《屠场》、稍后的《煤油》，以及弥海里斯的《美术考古学发现史》。
而这些书都靠着国内的朋友，主要也就是一氓，替我奔走，介绍，把它们推销掉了。
那收入倒是相当可观的，平均起来，我比创造社存在时所得，每月差不多要增加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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