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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也就把饿死的威胁免掉了。
我开始在国内重新发表文章时还不敢用本名。
朋友们想来还记得吧？我的关于《易》、《诗》、《书》的那两篇研究，最初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用的是杜衎的假名。
《石炭王》、《屠场》、《煤油》，用的是易坎人。
这些假名的用意是这样的。
我的母亲姓杜，而我母亲的性格是衍直的，我为纪念我的母亲，故假名为杜衎。
我自己是一个重听者，在斑疹伤寒痊愈之后，虽然静养了一年，而听觉始终只恢复到半聋以下的程度。
《易经》上的坎卦，其“于人也为聋”
，故我这个聋子便取名为易坎人。
据懂侦探术者说：一个人取假名，总是和自己的真名有点联带的；但我敢于说，无论怎样高明的侦探，看到这杜衍和易坎人便知道是郭沫若，我相信是绝对不会有的吧。
但后来我的本名又渐渐被人使用了——是的，在这一点上，我的确是被动。
那是因为时间经久了，我并没有从事实际上的任何活动，而我所写的东西，不是文艺作品便是历史研究，乃至如甲骨文、钟鼎文那样完全古董性质的东西，再说郭沫若三个字的商品价值究竟要高一点，因此郭沫若又才渐渐被人使用起来了。
我也翻译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两部书都经由王礼锡的接受，由神州国光社出版。
前一书出版时把我写的一篇序言丢掉了，后一书一直被积压着，是在抗战期中才出版了的。
但前书的出版，也公然用的是我的本名。
这书曾经遭过禁止，坊间后来把封面改换发行，译者是作为李季。
这种本子我相信，留在世间的一定不很少。
关于《甲骨文字研究》的出版是费了一些周折的。
我从一九二八年的年底开始写作，费了将近一年工夫，勉强把初稿写成之后，我曾经邮寄北平，向燕京大学的教授容庚求教。
我和容庚并无一面之识，还是因为读了王国维的书才知道了他的存在。
王国维为商承祚的《殷虚文字类编》作序；他提到四位治古文字学的年轻学者，一位是唐兰，一位是容庚，一位是柯昌济，一位是商承诈。
我因为敬仰王国维，所以也重视他所称许的这四位年轻学者。
商承祚的《殷虚文字类编》我是读过的，他是把《殷虚书契考释》关于文字的一部分稍稍扩大了，而根据说文部首从新编制的，虽然并没有多么大的发明。
但商的住址我是不知道的。
唐、柯二位，不仅住址不知道，连著作也还不曾见过。
容庚，我见过他的《金文编》，那也是依说文部首编制的金文字典，比起吴大瀓的《说文古籀补》来更加详审，在研究金文上，确曾给予我以很大的帮助。
它不失为一部有用的工具书。
容庚在燕京大学任教职，而且是《燕京学报》的主编者，由每期的学报是容易发现的。
因此，我对于容庚，不仅见过他的著作，而且知道他的住址了。
我就以仿佛年轻人那样的憧憬，也仿佛王国维还活着的那样，对于王国维所称许的四学士之一，谨致我的悃忱，而以我的原稿向他求教。
我得感谢客庚在资料上也曾经帮过我一些忙，他曾经把很可宝贵的《殷虚书契前编》和董作宾的《新获卜辞写本》寄给我使用过。
但他在学问研究上却没有使我得到我所渴望着的那样满足。
——这些情形，我曾经写在《甲骨文字研究附录》、《一年以后之自跋》里面，那是“一九三〇年八月十日”
写的文字了。
但在那里面也有不曾写进去的一些经过。
原稿寄给容庚后，他自己看了，也给过其他的人看。
有一次他写信来，说中央研究院的傅孟真（斯年）希望把我的书在《集刊》上分期发表，发表完毕后再由研究院出单行本。
发表费千字五元，单行本抽版税百分之十五。
这本是很看得起我，这样的条件在当时也可算是相当公平，但我由于自己的洁癖，铁面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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