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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开上述的一些译著外，我还翻译了屠格涅夫的《新时代》，写了《落叶》、《喀尔美萝姑娘》、《叶罗提之墓》、《万引》、《阳春别》，及《橄榄》中除掉《歧路三部曲》的全部。
当时的生活纪录大体就留在了《橄榄》里面。
在这儿应该补说一下《周报》的下落了。
《周报》在我离开上海时已决定停刊，但在将要停刊的时候，在北大任教的郁达夫由北京赶到了上海，在第五十二期的终刊号里夹了一张通告，是预告创造社和太平洋社将要合编一种周刊，就是后来的《现代评论》，改由北京编印。
我接到这终刊号和通告是在五月中旬，同时也接到达夫的来信，说到合伙的事。
两三个月以前本来早就由太平洋社方面的人提议过，起初的提议是扩充《创造周报》，一半政论，一半文艺。
政论由太平洋社的人担任，由我们把文艺的一半附上去，照旧由我们编制，在上海印行。
我在当时却不赞同这种以文艺为政论的附庸的老办法，曾经提出过一种折衷意见，便是一期政论，一期文艺。
但这种意见没有得到同意，原议也就中止了。
待我离开了上海，《周报》已经决定停刊，障碍在无形之间被除去了。
因此，合伙的一幕便顺畅地进行了起来。
太平洋社和创造社的合伙在当时的情势上是有充分可能的。
太平洋社本来有《太平洋》月刊在商务出版，他们的构成分子大都还是有点相当学识的自由主义者，所发表的政论，公平地说，也还算比较开明。
那个月刊虽然从不曾左右过中国文化界，但在科学与玄学之战闹得昏天黑地的时候，吴稚晖在那儿发表过一些突梯滑稽的论文。
把读书界轰动过一下。
我对他们虽然没有什么接触，但其中的主要角色多是湖南人，与仿吾有同乡之谊，而与仿吾的长兄劭吾又多是日本留学时代的同学。
仿吾随着他的长兄留学日本时，是和他们之中的一部人同居过的。
其在达夫，则因为多是北大的同事，过从当然更加亲密。
有这种种关系，加上我们自己本已有趋向政治的要求，两社的合伙，除掉我自己的一点点洁癖和矜持之外，几几乎可以说是等于自然之数。
这层是我一向对于那次合伙一幕的理解，但直到十几年后的今日却出乎意外地得到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是日本出版的《大鲁迅全集》的第三卷，蒙出版处改造社的赠阅，我得到了先睹的快乐。
卷后有胡风的《解题》，署的日期是今年的一月二十二月，那儿有着这样的一段话：
此时代的鲁迅之活动是活泼的。
被作为敌人者是段祺瑞政权之教育部总长章士钊与其支援者的《现代评论》之一派。
章士钊在当时自行主唱复古运动，编辑发行《甲寅周刊》，以孤桐的笔名写着评论，因其《周刊》的封面上画有老虎，故被呼为老虎总长。
与此勾结的《现代评论》，虽然以太平洋学会和创造社之同人杂志为招牌，但反动的政客俱乐部交通系及研究系为其背景的势力。
原来当时的现代评论社才有这样伟大的政治背景，我这十几年来真正是蒙在了鼓里。
不过我在这儿也并不想替别人来清理这番陈账。
我不是个中人，对于“支援”
、“勾结”
与“背境的势力”
的黑幕，似乎尚只好采取一个“姑妄听之”
的态度。
假使那场黑幕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却敢于保证就连仿吾和达夫都是被蒙在鼓里的。
达夫早就在叹息着被人利用了作为“小丑”
（见他在《现代评论》上所发表的一篇小说）；仿吾呢，更是不识时务，他还做过一篇反对章士钊的文章，而且是发表在《现代评论》上（号数不记得了，总得在十号以后）。
仿吾在《现代评论》上发表的文章似乎就只有一篇。
达夫在开始多得一点，后来也沉寂下去了。
我呢？前前后后就只有两篇，一篇是《亭子间中》，一篇是《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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