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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篇是受不过达夫的敦促，勉强寄去的，同时还写了一封怕比那篇文章更长的情绪达夫，直率地叙述了自己对于他的感情。
那信恐怕没有被达夫保留，但写那信的心境直到现在都还能仿佛。
达夫、仿吾和我，在撑持初期创造社的时候，本如像一尊圆鼎的三只脚。
达夫中途离沪，去北大担任讲师，我是不赞成的。
想维持创造社自然是种私心，而达夫的大才小用也觉得不值。
但他终竟去了，而且去得如像绝了交的一样。
文章尽可在别种刊物上发表，对于嗷嗷待哺的创造社的几种刊物却一字也不肯飞来。
圆鼎子去了一只脚，结局是只好塌台。
塌了台之后，达夫代表着创造社参加《现代评论》，然而一个人不免终嫌寂寞，因此在我回上海之后便接接连连地写信来要我的文稿。
我当时是住在环龙路四十四弄里的一家一楼一底的屋子里的。
有一天一次接到达夫的三封很恳切的信，使我感动得流泪。
觉得像自己这样的人依然被朋友在当着朋友看待的。
这感激使自己的心境失掉平衡，为要镇定自己的冲动想坐下去写封回信，在间小小的堂屋里，就像被关在笼里的烦躁着的老熊一样，转来转去不知道转了好几十个圈子。
《哀感》是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得到孙中山的死耗时所写的一篇短文。
那又是因为陈西滢的几次来信的敦促，才寄去发表了的。
西滢和我相识是从他在《太平洋》上指摘我和钱君胥所译的《茵梦湖》开始。
他后来到上海也曾访问过我一次，但是，是在“五卅”
以后了。
西滢的信我到现在也还保存着的，不用说是不便发表。
他那时劝我到北京去，说要把《现代评论》的编辑全权交给我，甚至于又称赞我是“天成的领袖”
。
我不知道他是存心鼓励，还是有意调皮，我也不免暗暗起过一番哀感。
因此也就把追悼那位真正的“天成的领袖”
的《哀感》邮寄了去。
前前后后就只发表过这两篇文章，这对于“背景的势力”
似乎也太“背”
了一点。
要谈文坛掌故，其实不是容易的事情。
知者不便谈，谈者不必知。
待年代既久，不便谈的知者死完，便只剩下不必知的谈者。
懂得这个妙窍，便可以知道古来的历史或英雄是怎样地被创造了出来。
在这儿我觉得私人的笔札和日记似乎可以多少表现着一个时代的真相，然而此正笔札文学和日记文学之所以当笔诛墨伐矣。
聪明的人可以用创作的态度来写日记，而更聪明的人却劝人连日记也不要写。
三
由福冈回到上海是十一月中旬，在环龙路四十四号弄里租了一间小房子，是一楼一底的。
这“四十四号弄”
就在四十四号国民党支部旁边，因为号数相同，我住在那儿时接受过好些国民党的所谓西山会议派的刊物。
房子背后是一面空地，有几座无主的大坟耸立在那儿，多少还呈着些自然原野的风貌，但当我移住不久，大坟已经次第被人启发，在目前恐怕老早是被建筑填塞满了。
和我的回上海只相差五天，相别了半年的仿吾，出乎意外地扶着他的长兄的灵柩，也由广州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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