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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宇宙万汇认为是一个实在的本体之表现；人当体验这种本体，视万汇为一体，摒除个体的私欲私念；以此养生则能恬静，以此为政则无争乱。
他倒可以说是一位宇宙主义者。
而他的文笔，据我看来，在中国的古文中是古今独步的。
王阳明的思想虽然是以禅理为本质而穿着儒家的衣裳，其实和庄子也别无二致。
他把庄子的本体所谓“道”
，命名为“良知”
，一面主张静坐，以求“良知”
之体验，一面主张实践，以求知行合一的生活。
尽管那出发点是有问题，但他的“事上磨炼”
那个主张，尽足以拯救一切玄学家的偏蔽。
而他自己的实际，古时候所谓“经纶”
，也正是他的学说的保证。
我在当年学过静坐，耽读过他的《传习录》和他的诗，后来虽然抛弃了，但我对于他的景仰依然是维系着的。
我相信，他终不失为我们民族发展中的一个杰作。
泰东要标点他的全集，要我做篇序，因此我也就乐于温理了一番旧业。
但不用说也还有一种迫切的要求——是想弄几块钱的稿费来维持生活；不幸这个物质要求却没有达到。
泰东版《阳明全集》除掉我的序外，还有章太炎和释太虚的两篇，后来听说泰东对于这两位大师各各送了一百元的笔墨费，但我所用的笔和墨是名实相符的“金不换”
，一个铜板也没有换到。
一九二四年是文艺界相当多事的一年。
那年是英国诗人拜伦的死后百年祭，也是德国大哲学家康德的诞生二百年祭。
这都是操觚者做纪念文章的资料。
创造社当时是打算纪念拜伦的，已经收集了好些文章，预定在《创造》季刊上出一个专号。
但我一离开了上海，仿吾不久也去了广州，因此那个纪念专号也就流产了。
当时所收集的一些文章，是在后来的《创造月刊》上发表过。
拜伦本是歌德所极端推崇的人，歌德说过单是为了要读拜伦的诗都有学英文的必要。
歌德自己也译过拜伦的诗，据《浮士德》第二部浮士德与海伦所生的那位欧福良，便是以拜伦为典型的。
但这位英雄诗人对于我的吸引力却没有他的友人雪莱来得强烈，关于他的纪念文章终竟没有做出。
记得是马克思说过这样的话：三十岁的拜伦的死不算夭折，因为他的发展可以成为我们的敌人；而二十八岁的雪莱的死却是损失，因为我们失掉了一个朋友。
关于纪念拜伦的文章虽然没有做，但关于纪念康德的文章却是做了的，便是《L?benicht的塔》。
这篇小说在《学艺》杂志的纪念号上发表了，曾为北京的《晨报副刊》所转载。
作这篇文章的用意，与其说为了纪念康德，倒是想借以讽谕哲学家。
尽管哲学家或思想家是怎样的冷静，超然，过着如冰霜、如机械的理智生活，但是人生的情趣终不免要来萦绕，而且在暗默中还要给他以助力。
恶魔说过：“灰色是一切的理论，只有人生的金树长青。”
这意思可惜没有表现十足，曾蒙受一位作家的讥评说：“文艺作品是人生的反映，不是古人的行状。”
是的，我本来是没有意思替康德作行状。
在福冈住了有半年的光景，为了实现研究生理学的志愿也曾去过一次东京，和四川经理员接洽，希图入大学院，继续领取官费。
但没有成功，只领到一年前毕业回国时所应领的归国费，结局是仍然不能不作归计。
但在回国之前，在十月间又在福冈与长崎间的佐贺县的山中住过一个月。
这六七个月间要算是我最多产的一段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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