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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点也没有夸张的话。
因为译了这部书，不仅使我认识了资本主义之内在的矛盾和它必然的历史的蝉变，而且使我知道了我们的先知和其后继者们是具有怎样惊人的渊博的学识。
世间上所诬蔑为过激的暴徒其实才是极其仁慈的救世主。
但那书也大有缺陷，便是原作者只强调社会变革在经济一方面的物质条件，而把政治一方面的问题付诸等闲了。
尤其是那里有篇专论，引用着牙买加岛的奴隶解放的事实以证明早期社会革命之终必归于失败，我觉得是只看见事实的一面。
美洲在被白人经营之前，社会状态是还没有达到奴隶制的阶段的。
白人侵入了，一时曾施行人为的奴隶制以经营资本制的生产，后由人道主义的立场把奴隶解放了，而那被解放了的奴隶又回到了原始的自然经济状态。
因此有一部分的学者便把这个事实作为社会革命之不能早期施行的实证。
这从奴隶一方面着眼诚然是无可否认，但如从白人一方面来观察，美洲岂不是由原始的自然经济一跃而成为了资本制的社会吗？故尔社会的进展如加以人为的促进，在我看来，的确是有飞跃的可能。
隋唐时代的日本输入了中国文化时，由氏族社会一跃而入于封建社会的，不也是有史实可据的另一个明确的证据吗？那人为的促进便是政治问题，如抛弃了这一方面的问题，那就等于只讲基础医学而不谈临床学，不仅违背了医学的精神，且于人类的实际是毫无用处的。
这便是我对于该书的不能满足的地方。
后来原作者河上博士曾经写过信给我，说他自己也不能满意，在初版刊布后便嘱出版处停止了印行。
原作者的学者的良心是足以令人钦仰的。
在这儿，中国的出版处之自动地中止了译文的发卖，虽然用意不同，却是获得了与原作者所企图的同样的效果。
我译了河上博士的书，不仅使我增长了关于社会经济的认识，坚定了我对于正确理论的信心，而同时所产生的一个副作用，便是使我对于文艺怀抱了另外一种见解。
给成仿吾的第二封信上，我这样说过：
我现在对于文艺的见解也全盘变了。
我觉得一切技巧上的主义都不成其为问题，所可成为问题的只是昨日的文艺，今日的文艺，和明日的文艺。
昨日的文艺是不自觉地得占生活优先权的贵族们的消闲圣品。
……今日的文艺是我们现在走到革命途上的文艺，是我们被压迫者的呼号，是生命穷促的喊叫，是斗志的咒文，是革命预期的欢喜。
……明日的文艺：要在社会主义实现后才能实现。
在社会主义实现后的那时，文艺上的伟大的天才们得遂其自由全面的发展，那时的社会一切阶级都没有，一切生活的烦闷除去自然的生理的之外都没有了，那时人才能还其本来，文艺才能以纯真的人性为其对象，这才有真正的纯文艺出现。
在现在而谈纯文艺，是只有在年青人的春梦里，有钱人的饱暖里，吗啡中毒者的euphoria（迷魂）里，酒精中毒者的酩酊里，饿得快要断气者的hallu（幻觉）里呢！
……
这些觉悟便是使我生出了“一个维系着生命的梦想”
，“把研究生理学的志愿抛弃了”
的。
我想一方面仍旧继续着自己的学艺生活，而在另一方面从事实际活动。
这，是决定了我日后的动向的。
在当时对于两者都还没有充分的把握，故尔仍只能称之为“梦想”
。
没有想到这“梦想”
的实现竟是非常的迅速。
把《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翻译了之后，在箱崎海岸上还替泰东书局尽过一次义务，是替《王阳明全集》做了一篇长序。
我有过一个时期是壬阳明的崇拜者。
那是自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七年我在冈山第六高等学校肄业的时期。
那时候因为沾染了泛神论的思想，崇拜着斯宾诺莎、歌德，耽读太戈尔的诗，在中国的古人中则崇拜着庄子和王阳明。
庄子的思想一般地被认为虚无主义，但我觉得他是和斯宾诺莎最相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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