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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信在《创造周报》的终刊号上登载过，在泰东出版的《沫若书信集》里也有收录。
我自从四月一号离开了上海，仍然跑到住过了五年的福冈，住在箱崎海岸上一家面海的屋子里面。
屋子相当宽敞，背后有一面宽敞的园子，种着好些花木。
再度跑向福冈的意趣，起初是相当复杂的。
我自己对于生物学本是很感趣味的人。
福冈的九州大学的生物学教授石原博士又是我所敬爱的一位学者，我听过他的生理学总论、遗传学、内分泌学等的讲义，相当地引起了我对于那些学问的向往。
我和博士的个人的接触虽然不曾有过，但他对于我的印象却颇像一位深通禅理的高僧。
矮小而瘦削的他，在演讲时总是把眼睛闭着的，让他那颇有涩味的声音不急不徐地流出。
生理学总论是医科学生第一年所必修的科目，他在最后的一点钟上曾经离开了讲义说到自己的私生活上来。
他说：近时的学生好美衣美食，食事爱在“卡罗里”
（热量）的多少上关心，但他自己是一位菜食主义者，已经素食了多年，然而精神也不见减衰。
关于菜食的生理学上的根据，博士没有说出，但他那简单的几句话，对于我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自己早就有志研究生理学，很想以石原博士为师，把自己的一生作为对于自然科学的奉仕。
但自己对于社会科学的要求也早就觉醒了，就当时耳濡目染地所得来的一些关于历史唯物论的学理，觉得有好些地方和生物学有甚深的姻缘。
例如社会形态的蜕变说似乎便是从生物学的现象蜕化出来的。
因此便又想一方面研究生理学，而同时学习着社会科学。
但是科学家那种枯淡的生活是要有物质条件来做背景的，自己的乃至一家人的生活全无保障，结局只是一张画饼而已。
河上肇博士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是由他的个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上已经发表过的论文所纂集成的，那平明剀削切的笔调曾风靡过日本的读书界。
他击败了他的论敌福田德三博士的不正确的理论，要算是日本的初期马克思经济学说的高峰。
《社会问题研究》，在发刊的中途我也曾零星地购读过，因为没有得到系统的本质的认识，印象是很淡漠的。
但一得到了作者所自行编纂的总集，加上我对于社会科学的憧憬，更加上一家的生活迫切地有待解决之必要，于是乎便开始了对于它的翻译。
翻译时用的是由上海带来的用中国纸印的原稿纸，非用墨写不可。
寓中没有桌椅，也没有置办日本式的矮桌，把一口中国式的皮箱拿来作了代替。
砚台是没有的，随便捡了块砖头磨平，便当成了砚台。
就那样坐在草席上，从清早起来写到深夜，写了有五十天的光景，终竟把那部二十万字以上的大著译完了。
那书的译文曾部分地在学艺社的《学艺》杂志上发表过，后来又由商务印书馆把它印行了。
但发行不久便由出版处自己停了版，我自己手里现在是没有存本的，连那用毛笔写的译稿也归了商务，恐怕早已成了“九一八”
的炮灰了。
商务既承印了那书而又把它停版，这原因，是可以理解的。
便是怕那书中所说的理论对于社会要发生影响。
然而影响毕竟发生了，是在我自己身上。
不久，在写给成仿吾的第二封信上，有这样的话：
我最初来此的生活计划，便是迻译《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
这书的迻译本是你所不十分赞成的，我对于这书的内容虽然也并不能十分满意，如他不赞成早期的政治革命之企图，我觉得不是马克思的本旨。
但我译完此书所得的教益殊觉不鲜！
我从前只是茫然地对于个人资本主义怀着憎恨，对于社会革命怀着信心，如今更得着理性的背光，而不是一味的感情作用了。
这书的译出在我一生中形成了一个转换期。
把我从半眠状态里唤醒了的是它，把我从歧路的彷徨里引出了的是它，把我从死的暗影里救出了的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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