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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迥然不同，像这种烟幕是不能蒙蔽他们的。
他们大抵是从日本京都大学研究过经济学回来的人，其中还有好些是河上肇的弟子。
他们对于河上肇的初年的学说是实地信奉着的，以为资本主义的扬弃非经过一道个人资本主义的阶段，绝对不能实现。
所以要振兴中国，根本是须得厉行个人资本主义。
他们就为中国的经济路线曾经举行过长期的讨论，连我都是参加过的。
讨论的结果，主张采仿苏联的办法厉行国家资本主义的就只有我和林伯修（当年的杜国庠）两人，其余都是反对派。
因而“孤军派”
的经济政策便由周佛海所想出的巧妙的名词来模棱了，那纲领便是什么“社会的产业化和产业的社会化”
。
这个半头红萝菔，如把一层皮剥掉，不外是个人资本主义的奖励与保护而已。
所以“孤军派”
的国家主义，如说得更切实一点，是国家社会主义。
有好些皮相的人，直到现在对于国家资本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每每要起着感情上的绞线，有的人看着“资本”
两个字便要蹙额，又有的人见到“社会”
两个字便要白眼。
此“醒狮派”
的圣人之所以要叫我做文章的原故了。
然而“孤军派”
的人，像这点皮毛，他们是懂得的。
“孤军派”
的人有一个共同的信仰，便是学习日本和土耳其。
日本采用个人资本主义，仅仅几十年工夫便成了功，这是人目所共睹的事。
日本不正好是我们的指路碑吗？我们应该学习日本。
这，也并不是“孤军派”
诸人的特见。
自甲午中东之战以来，这种倾向早已成为了我们中国的国事。
像我们这一代可以说便是在这种国事中被陶冶出来的人。
三十年来，年年都有几千人到日本去留学，毕业回国的自也不在少数。
然而仿效的结果呢？
孤军社的人则归之于法，以为日本的法律严明，宪法早就颁布，人人都有法可依，故国事容易上轨道。
清朝末年漫无法纪，民国成立以来虽有约法，但屡经毁弃，等于弁髦。
这便是中国之所以不长进，故尔他们极力主张恢复约法。
只要约法一恢复了，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布尔乔治德谟克拉西便可以建立起来，中国便可以顺畅地走上日本所走过的路。
这些，自然都不失为一种爱国的见解，前者是所谓“有治人无治法”
，后者是所谓‘有治法无治人”
。
在某种共通的条件下，这两者委实都是可以实验成功的。
然而这个共通的必要条件，他们两派的人都把它看掉了。
条件是什么呢？那是说要有完全地或近于完全地和外界的影响绝缘了的一个实验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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