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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没有外来影响扰乱，无论好人政府也好，约法政府也好，都可以或早或迟地把中国兴盛起来。
然而中国这个实验场所和外界影响是绝缘了的吗？百年以来的世界趋势和中国局面用不着再缕述了，必要条件分明是缺乏着的。
把这种缺乏都不放在眼里或甚至盲昧无所睹，只在治人治法的畸轻畸重上兜圈子，真可以说是等于痴人说梦。
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得到成功，治人治法之两得其宜，诚然不可否认；然而他们的实验场所却和我们不同，而是近于完全的绝缘体，也同样不可否认。
在六七十年前发生着“黑船事件”
，划口通商，允许过外国人以治外法权等等的日本，其以半殖民地的风貌出现于世界也，和我们实在是难兄难弟。
但不幸中之幸，却有所亏得。
我们中国人中所并不缺乏的悲歌慷慨之士，对于日本人要泄泄气的时候，直到现在不是都还能提起笔来，蔑视之为“弹丸蕞尔之邦”
吗？就是这同一的心理了！
那已经人满为患的几个岛子，在殖民价值上那里赶得上我们？因此在日本民族觉醒了、自行振作起来的时候，欧美人倒也满不在乎。
他们乐得有我们这个太牢在手，无暇去争吃小鲜。
有了这种近于完全绝缘的条件而又益之以治人治法之两得其宜，此明治维新之所以成为“近代的奇迹”
也。
我就像坐在书斋里的浮士德一样，把秋白和光慈作为自己的听众，在那儿唱独白。
秋白是很寡默的，他只说我的意见是正确的，可以趁早把它写出来。
但关于土耳其方面的情形，我便有点隔膜。
我的直感是土耳其的改革之所以成功，也是由于近东问题已被解消于远东问题的原故。
反正是我们中国当了撑天的长汉子。
我希望秋白给我些关于土耳其方面的资料，他答应了，并说随后检出，由光慈交来。
零碎地又谈了些俄国文学，秋白劝我翻译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
他说那部小说的反波拿伯主义，在我们中国有绝对的必要。
我那时还没有读过《战争与和平》，并有点小儿病的地不高兴托尔斯泰，因为他是贵族，又还倡导无抵抗主义也。
秋白的劝说，我在三年后是遵照了的，但可惜那书只译了三分之一便中断了。
目前精通俄文的朋友已经不少，七分生意三分文化的那种出版家之出现，都是我们所渴望着的。
谈了有一个钟头的光景，秋白说他另外还有事，便又和着光慈一道告辞走了。
不久便在报上看见秋白到了广州的消息。
又不久便有广东大学聘我的消息。
后来陈豹隐对我说过，这事是出于秋白的推挽。
但秋白自己却不曾对我说过。
八
文学和革命的关系，在当时的人多是认为不能两立的。
就在现在，有好些风雅之士依然在维持着这种见解，所谓“反差不多”
运动便是这种见解的具体表现了。
这种人的根本见解是以“艺术”
或“美”
那种东西为先天存在的什么，这种东西是超绝时空的，因而以这种东西为对象的人也就应该“度越流俗”
，于是乎他也就不差不多了。
这种着想法，正是典型的观念论，因为他们把那种由历史的发展所生产出的东西，不作为历史的成果，而认为历史的起源。
这和宗教家之信仰上帝是一个模型铸成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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