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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时住在法租界杜美路的一家外国人的贷间里，我们，仿吾、达夫和我，也去回拜过他一次。
我们被引进了一间三楼的屋顶室，室中只摆着一架木床；看那情形，似乎不是我们博士先生的寝室。
博士先生从另一间邻室里走来，比他来访问时，更觉得有些病体支离的情景。
那一次他送了我们一本新出版的北京大学的《国学季刊》创刊号，可惜那一本杂志丢在泰东的编辑所里，我连一个字也不曾看过。
《周报》在开始创办的时候本很有趣，因为人扣手，又都还是些生力军；但办到十几期上来便觉得有点筋疲力尽了。
每周要发一次稿，我们最争的是头一篇，三个人轮流着做，都感觉着有点青黄不接。
又要由自己校对，自己跑印刷所。
礼拜一发稿，礼拜三送初校，礼拜五送二校，礼拜六送三校，礼拜日出版。
弄得整整一个礼拜全没有空闲的时间，真真如坐在囚船上的奴隶一样，动也不能动一步。
我想到乡下去整理《浮士德》译稿的计划，在无形之中被抛弃了。
还有最感痛苦的便是没有钱用。
泰东依然没有和我们议正式的薪水，在初我还有钱的时候是用着自己的钱；但我自己的钱因为初带家眷回上海，不免要新置些用具，用不许久就告罄了。
到那时自然也跑到泰东去，十块五块地要。
说起要钱，虽然是应得的报酬，总觉得在讨口的一样，有些可耻。
十块五块的钱，在上海的几个人是用不上几天的。
达夫和仿吾的洁癖比我更还厉害，要钱时大概是叫我去破脸。
我的脚自然也就有些羞涩，当去三次的至多只去得两次。
在这儿便诱导出了一个重大的龟裂。
在民厚南里商议的时候是在晚上，除我们三个人之外，有陶晶孙和何畏，他们是在暑假中回国来，不久便要转到日本去的。
我的意思是拒绝。
理由是《中华新报》是政学系的机关报，政治上的色彩不好。
《中华新报》的销路当时在上海市上只能销得三两百份，而我们创造社的《周报》初出版时每版三千，后增印至六千，还要屡次地再版，犯不着去替他们推广销路。
还有是我们编《周报》和《季刊》已经疲于奔命，再添上日报，终是没有力量顾及的。
仿吾和达夫却赞成接受。
他们以为文学研究会有《时事新报》上的《学灯》，在旁系上又有北京的《晨报副刊》，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我们总得有一种日刊来对抗。
其次是《季刊》和《周报》的标准太高，外来的投稿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不能用，因而失掉不少的读者，应该要有一种日报来做尾闾，以销纳外来的投稿。
其三是编辑的全权在我们，他们的政治色彩自然沾染不到我们，并且有一百元的编辑费也是些少的生活上的补助。
晶孙和何畏是要往日本的人，他们客气着没有发表什么意见，但在语气之间是赞成接受的。
就这样，在五个同人的会议中就只有我一个人在反对，结果是我服从了多数。
但同时的决议是日刊由达夫、仿吾、均吾负责，我的力量多用些在《周报》方面。
日刊又定名为《创造日》，这是我提议的名字，那标题画的木板画在黑暗之中闪出了一些电光的，也是我画的。
就这样在那七月下旬便有《创造日》的诞生。
在这儿又要加上一段光荣的插话。
《创造日》诞生的预告在《中华新报》上登出来了。
在要出版的前一天，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先生又请我到他公馆里去晚餐。
男客有杨端六、郑心南、何公敢、周颂久诸位先生，都是在商务任职的同学。
杨端六谁都知道是英国留学生，在商务管着银柜子，但他在前是在日本留过学的，而且是冈山六高出身，照着西洋的话来说，我们是同一个“母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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