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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自己是回国，并回到已经走熟了的上海，倒也没有什么。
但是我的老婆，她是初次跟着我跑向未知的国土的，在她当然是别有一番感慨。
——我现在问了她，问她当时的感慨怎样。
她说：“好像感觉着幸福，因为你已经毕了业，以后的生活好像是只有朝好处走的一样。”
她当时如果是这样作想，那她不久便要受欺骗了。
回到上海仍然住在民厚南里，仿吾移住亭子间，把前楼让给了我们。
均吾又搬回马霍路去了。
那时候我已经有三个儿子，第三子的佛孙生后刚满两月。
我毕业了，家里给我汇了三百块钱来，要我回四川。
那三百块钱便是我唯一的财产。
我最初的计算是，回国之后暂时到上海附近的乡下去，把我的《浮士德》译稿整理出来，以了结一重公案。
译好之后或回四川，或到什么地方去，再定行止。
仿吾住在泰东编辑所里，也和我向来是一样；他没有正式受过聘书，也没有领过一次薪水。
他人又厚道，——虽然蒙我们的鲁迅先生把他归之于“流氓痞棍”
之例，更斥之为“极左的凶恶的”
，但我在这儿是要为他严重抗议的。
——自从去年十月到了泰东，住了半年，除吃饭而外，也没有用过泰东一个钱，弄到连坐电车的钱都没有。
那时候他的大哥劭吾，在广东担任第二军的军需处长，托他们的军长谭组庵先生为仿吾写了一封介绍信，介绍给商务印书馆的张菊笙先生，求在商务的编辑所里面谋个位置。
菊笙先生是商务的元老，组庵先生是军长，他们又是同年（是由信中称“年兄”
而知道的）。
那封信假如投寄了，我想仿吾至少可以做个二等编辑，每月拿它一百五十块钱，或者截到今年的日本兵的爆击为止，他都还安闲地吃着一碗安乐饭的罢？
回到上海之后，商务的同学们多肯来访问我们。
庶务主任的何公敢又来提起了著译契约的事，还是著则千字五元，译则千字四元，不经审查的旧议。
我当时谈过一次笑话，我说：“著译未免太辛苦了，能够每个月送我几百块钱，我倒一定要拜领的。”
公敢说：“你的资格可惜还不够啦，你要想闹到梁任公、胡适之一流的资格，总怕还要等几年。”
自然我们彼此都是一笑。
因为公敢并不是崇拜梁、胡的人，他的话只是含着讽刺的意义。
契约的事依然保留着了，也没有说订，也没有说不订。
决定了过笼城生活之后，第二步便决定出《创造周报》。
商议地点是在马霍路的楼上，达夫那时是住在那儿的，写出了他那篇不朽的《茑萝行》。
那个提议的首倡者是达夫、还是仿吾，我现在不记清了；总之不是我，我是可以断言的。
路线一决定之后执行得却很勇猛。
达夫在四月下旬回富阳去了，我们没有等他，赶在五月一号便出版了第一期《周报》。
所以要赶着在五月一号出版的，与其说是为要纪念劳动节，宁可说是为要纪念创造社的满了一个周年。
——《创造》季刊的创刊号千巧万巧地是挨到了一九二二年的劳动节日才出版的，这却成了创造社的意外的一个光荣纪念。
特别是仿吾，他把这个日期看得分外有光辉。
仿吾异常的猛勇，在《周报》第一期上便投出了《诗之防御战》的那个爆击弹，把当时筑在闸北的中国的所谓诗坛，爆击得比今年的闸北怕还要厉害。
那篇文章除掉仿吾之外谁也不会做的，因为凡是多少要顾虑一下饭碗问题的人，谁个敢于做出那样的文章？至少我就不敢。
在我们目前这个先生长先生短的黄金世界里，少称了一个“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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