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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达夫的《夕阳楼》惹起了胡适的《骂人》,由胡适的《骂人》惹起了仿吾和我的回敬,以后便愈扯愈远了。
张东荪来参加过这场官司,接着是惹出了仿吾的《形而上学序论》的指摘,张东荪的“手势戏”
暄传了一时,成仿吾的“黑旋风”
也因而名满天下。
吴稚晖也来参加过这场官司,接着是惹出了陈西滢对于《茵梦湖》的指摘。
还有是“诗哲”
徐志摩在《努力周报》上骂了我的“泪浪滔滔”
。
这场事件的因果文字,如有人肯好事地把它收集起来,尽可以成为一部《夕阳楼外传》。
但我们那位聪明的夕阳楼主,他是最先把兵马收了的。
这是后话,在下边自然要慢慢地谈到。
仿吾由长沙再到上海是在我们离开了上海以后,他便住在我们住过的民厚南里里面。
在他到上海之后不久,田寿昌受了中华书局的聘,也由东京到了上海,寿昌是住在民厚北里。
同在民厚里里面,一南一北地住着我们的两位同人,在局外人或者会想到创造社的进行是会要更加圆满的。
但不料在这儿有小小的一点意见,使寿昌和仿吾决裂了,并因而和我们断绝了关系。
事情是《创造》季刊二期出版之后,仿吾由长沙写了一封信给我,这是在季刊三号上发表的。
信中批评了第二期里面的作品,批评了达夫、资平和我。
中间有一笔带说到寿昌的《蔷薇之路》。
仿吾说他不知道寿昌为什么要把那样的文字来出版,他对于他的前途真是绝望了。
这封信我留在上海,留给仿吾编入第三期,是用红笔把那两句勾了的。
寿昌和仿吾起初自然是时相过从,不幸有一次寿昌在仿吾的抽屉中看见了那封信,自然也就看见了那用红笔勾了的两句。
那使寿昌感觉着很大的不愉快,中间虽也经过我的通信调解,但两人终于决裂了。
我早就在这样想,寿昌的离开创造社虽以仿吾的信为其近因,其实是有远因埋伏着的。
寿昌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人,那个学会本来就带有很浓厚的国家主义色彩。
寿昌在前虽不必便是怎样鲜明的国家主义者,但他在那一方面的朋友特别多。
一种团体无论是怎样自由的集合,多少总是有点立场的。
一个人无论是怎样超脱的性格,入了一种团体也自会带着那个团体的意识。
寿昌以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而参加创造社,他在出马的时候便不怎样热心,可以说仅是出于对我个人的友谊。
初期创造社本没有标榜什么主义,但至少可以说是非国家主义的。
这种意识和少年中国学会的宗旨隐隐成为对立。
使寿昌因些小的意见便和仿吾决裂了的,是这种对立意识在作怪!
一九二三年三月,在福冈足足住了四年零七个月的我,算把医科大学弄毕业了。
但终因自己的听觉的不灵,做医生的希望是不能不抛弃的。
张凤举那时候在担任北大教授,他写过一封信给我,劝我到北京,说是周作人先生也有这个意思。
他说北大不久要开设东洋文学部,劝我去担任些事情,位置想不至有所计较。
他又说,知道我的周围有一位陶晶孙,他希望我介绍给他做朋友。
晶孙我介绍了,但是北京我却没有意思去。
我在日本虽然留了八九年的学,学的并不是文学,所谓东洋文学尤其外行,我当然没有去教人的资格。
北京没有去,带着家眷仍然回到上海,动身的一天又恰好是四月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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