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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时的劝诱经了寿昌的不置答复，去年夏间劝了我两次参加，我又婉谢了。
《创造》季刊出预告时，达夫又暗射了他们“垄断文坛”
。
于是乎在不知不觉之间便结起了仇怨。
《文学旬刊》上早就有好些文章在嘲骂我们，例如骂颓废派的“肉欲描写者”
便是指郁达夫；骂“盲目的翻译者”
便是指我和寿昌。
《创造》季刊出版之后更蒙沈雁冰以郎损的笔名加了一次酷评，所谓文学研究会是人生派，创造社是艺术派、颓废派，便一时甚嚣尘上起来。
我们的刊物是季刊，大家都不住在上海，因此对于别人的攻击，只有忍受。
但我们毕竟还年青，一回到上海，便逼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
就在那样的情形之下有达夫的《血与泪》的那篇小说写出，那是嘲弄雁冰和振铎诸人在当时所空吹的“血泪文学”
的。
我也有《论文学之研究与介绍》和《论国内评坛》的两篇文字，在正式地和他们交绥。
那时又是柯一岑在编辑《学灯》，达夫和我的文章都是在《学灯》上发表的。
我们当时的主张，在现在看起来自然是错误，但在当时的雁冰和振铎也不见得有正确的认识。
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所谓人生派与艺术派都只是斗争上使用的幌子。
雁冰在当时虽有些比较进步的思想，他的思想便不见得和振铎相同。
文学研究会的几位作家，如像鲁迅、冰心、落华生、叶圣陶、王统照，似乎也不见得是一个葫芦里面的药。
雁冰在那时能够同振铎合作，倒是我们的一种惊异。
所以在我们现在看来，那时候的无聊的对立只是在封建社会中培养成的旧式的文人相轻，更具体地说，便是行帮意识的表现而已。
这种意识，一方面促进了我们对外的抗争，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我们的内心的哀感。
我们感觉着寂寞，感觉着国内的文艺界就和沙漠一样。
有一天晚上似乎是在达夫把《血与泪》写成之后，我们到四马路泰东书局的门市部去。
赵南公正在过瘾，我们在他的房间里坐了一下，问及《创造》季刊的销路，他说：“初版两干部，还剩下有五百部的光景。”
这样的一句话在那时使我们感觉着特别的悲哀。
创刊号由五月一号出版已经有两三个月了，才仅仅销掉千五百部——其实这在当时已经要算是很好的成绩了——我们感觉着同情我们的人真是少，在那电光辉煌的肩摩踵接的上海市上就好像只有他和我两个孤零零的人一样。
——“好，我们去喝酒。”
两个人挽着手走出店门，就在四马路上一连吃了三家酒店。
第一次是在一家面馆的楼上，我们喝了两壶酒，以后叫添酒菜，怎么也叫不来，一座大楼上空空洞洞的也只有我们两个人。
把头伸出楼外一望，酒店招灯上的红字是用白纸贴了的，原来才是有丧事的人家。
我们急忙下楼去付了钱，又跑进别一家馆子里去。
第二处也因为堂官送来的酒接济不上，饮了几壶又冲出去了。
最后一家是在那青莲阁旁边的一座酒楼上，两人坐在一张方桌上吃喝，喝到酒壶摆满了一方桌，顺次移到邻接的空桌上去，终于把邻桌也摆满了。
两个人怕足足吃了三十几壶酒。
我们平时是没有那样大的酒量的。
我就到现在也还有点怀疑，我恐怕喝到后来的一些壶数，堂官看见我们喝醉了一定是作了假的。
有一轮满月从街头照进楼来，照着桌上的酒壶的森林。
我连说“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呀！
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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