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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已有学者指出，“从北方地区大文化背景看，中原二里头文化始进入青铜时代。
在此之前，整个黄河流域包括山东龙山文化在内，铜器的出土地点和种类虽有不少，青铜器也占有一定比例，但尚没有达到铸造青铜戈那样的工艺水平，而东北同时期遗存更无确切实例可证。
大嘴子青铜戈还有待进一步考实。”
（朱永刚1998）另有学者认为此铜戈的援部应系“商代早中期”
（二里岗文化或稍晚）的风格（郭妍利2014）；或认为该器所在的双砣子一期文化晚段地层的年代“约当商代”
，而此器仅可称为“戈形器”
，而无法遽断为戈（王成生2003）。
《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和关于青铜戈的系统性研究著作《早期中国青铜戈·戟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03，井中伟2011）则未述及此器，已能显现作者对该器类别和时代的存疑态度。
新近出版的《夏商周考古学》一书，也没有把相当于龙山时代晚期的双砣子一期文化归为青铜时代（井中伟等2013）。
无论如何，此残器圆柱形中脊的形制具有相当的先进性，是可以显见的。
在该区域，晚于双砣子一期文化、与胶东半岛的岳石文化大体同时且有一定关联的双砣子二期文化，尚基本无青铜制品发现（赵宾福2009A）（表1）。
鉴于上述，对这件属于孤例的铜器持慎重的态度是合适的。
（二）无缘青铜时代的区域
排除了青铜时代纵向上溯至更早时段的可能性之后，我们再看看空间上青铜时代覆盖区外缘的情况。
与青铜时代无缘的区域又可以分为基本不见用铜遗存和仅见零星用铜遗存两种情况。
1.基本不见用铜遗存的区域
小兴安岭——长白山脉以东的图们江流域、牡丹江流域和松花江、乌苏里江、黑龙江汇流的三江平原及其周边区域，在进入铁器时代之前，基本上无青铜制品发现（宋玉彬2002，李伊萍2004，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11，赵宾福等2017）。
这是典型的新石器时代下接铁器时代的区域。
有学者指出，“镜泊湖南端莺歌岭遗址上层距今3000年左右，年代比许多青铜文化更晚，但这里并没有发现铜器，意味着当东北大部分地区正经历着青铜时代，领受着金属文明带来的灿烂光辉和浓重阴影的同时，这里的主人可能还仍然停留在原始古朴的新石器时代。”
（王承礼等1982）“与东北其他地区相比，图们江流域应该是一个相对比较封闭、文化自身很少受到外界影响、发展水平稍显落后的地区。”
（赵宾福2008）而三江平原，在相关学者论及中国东北地区夏至战国时期或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时，都未列为专门的一区加以讨论（赵宾福2009A，井中伟等2013）。
2.仅见零星用铜遗存的区域
在进入铁器时代之前，仅见有零星用铜遗存而未进入过青铜时代的区域，可举鸭绿江流域为例。
在此区域，相当于商周之际的万发拨子二期文化不见用铜遗存，而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万发拨子三期文化则发现有环、坠饰等小件铜器（赵宾福等2017）。
其后的西汉时期，该地区进入铁器时代。
（三）渐次进入青铜时代的区域
这类区域包括辽东南部区、辽西平原区和松嫩平原区。
1.辽东南部区
如前所述，辽东南部区的辽东半岛，在双砣子一期文化和双砣子二期文化时期，都没有用铜遗存的发现。
双砣子三期文化中开始出现青铜镞、鱼钩、环、泡等小件制品，其年代约当商代晚期，下限可到西周初年（井中伟等2013）。
“到了两周时期的双房文化阶段……开始出现该文化系当中最具特色的曲刃矛、柱脊曲刃剑、方銎斧等青铜武器”
，“伴随着青铜兵器的出现，‘双砣子文化系’由原来的弱势一度发展成为强势。
分布地域也由原来夏商时期的辽东半岛南端迅速扩张到西周至战国时期的整个辽东地区，而且影响范围甚至还波及辽西山地地区、朝鲜半岛和第二松花江流域”
（赵宾福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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