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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文学理论家以主张“全人类”
“超阶级”
的文学理论为帮助有产阶级的东西,这里就给了一个极分明的例证。
至于成仿吾先生似的“他们一定胜利的,所以我们去指导安慰他们去”
,说出“去了”
之后,便来“打发”
自己们以外的“他们”
那样的无产文学家,那不消说,是也和梁先生一样地对于无产文学的理论,未免有“以意为之”
的错误的。
又其次,梁先生最痛恨的是无产文学理论家以文艺为斗争的武器,就是当作宣传品。
他“不反对任何人利用文学来达到另外的目的”
,但“不能承认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
。
我以为这是自扰之谈。
据我所看过的那些理论,都不过说凡文艺必有所宣传,并没有谁主张只要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
诚然,前年以来,中国确曾有许多诗歌小说,填进口号和标语去,自以为就是无产文学。
但那是因为内容和形式,都没有无产气,不用口号和标语,便无从表示其“新兴”
的缘故,实际上也并非无产文学。
今年,有名的“无产文学底批评家”
钱杏邨先生在《拓荒者》上还在引卢那卡尔斯基的话,以为他推重大众能解的文学,足见用口号标语之未可厚非,来给那些“革命文学”
辩护。
但我觉得那也和梁实秋先生一样,是有意的或无意的曲解。
卢那卡尔斯基所谓大众能解的东西,当是指托尔斯泰做了分给农民的小本子那样的文体,工农一看便会了然的语法,歌调,诙谐。
只要看台明·培特尼(DemianBednii)曾因诗歌得到赤旗章,而他的诗中并不用标语和口号,便可明白了。
最后梁先生要看货色。
这不错的,是最切实的办法;但抄两首译诗算是在示众,是不对的。
《新月》上就曾有《论翻译之难》,何况所译的文是诗。
就我所见的而论,卢那卡尔斯基的《被解放的堂·吉诃德》,法兑耶夫的《溃灭》,格拉特珂夫的《水门汀》,在中国这十一年中,就并无可以和这些相比的作品。
这是指“新月社”
一流的蒙资产文明的余荫,而且衷心在拥护它的作家而言。
于号称无产作家的作品中,我也举不出相当的成绩。
但钱杏邨先生也曾辩护,说新兴阶级,于文学的本领当然幼稚而单纯,向他们立刻要求好作品,是“布尔乔亚”
的恶意。
这话为农工而说,是极不错的。
这样的无理要求,恰如使他们冻饿了好久,倒怪他们为什么没有富翁那么肥胖一样。
但中国的作者,现在却实在并无刚刚放下锄斧柄子的人,大多数都是进过学校的智识者,有些还是早已有名的文人,莫非克服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意识之后,就连先前的文学本领也随着消失了么?不会的。
俄国的老作家亚历舍·托尔斯泰和威垒赛耶夫、普理希文,至今都还有好作品。
中国的有口号而无随同的实证者,我想,那病根并不在“以文艺为阶级斗争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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