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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但以为文法繁复的国语，较易于翻译外国文，语系相近的，也较易于翻译，而且也是一种工作。
荷兰翻德国，俄国翻波兰，能说这和并不工作没有什么区别么？日本语和欧美很“不同”
，但他们逐渐添加了新句法，比起古文来，更宜于翻译而不失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开初自然是须“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
，很给了一些人不“愉快”
的，但经找寻和习惯，现在已经同化，成为己有了。
中国的文法，比日本的古文还要不完备，然而也曾有些变迁，例如《史》、《汉》不同于《书经》，现在的白话文又不同于《史》、《汉》；有添造，例如唐译佛经，元译上谕，当时很有些“文法句法词法”
是生造的，一经习用，便不必伸出手指，就懂得了。
现在又来了“外国文”
，许多句子，即也须新造，──说得坏点，就是硬造。
据我的经验，这样译来，较之化为几句，更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但因为有待于新造，所以原先的中国文是有缺点的。
有什么“奇迹”
，干什么“吗”
呢？但有待于“伸出手指”
，“硬着头皮”
，于有些人自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
不过我是本不想将“爽快”
或“愉快”
来献给那些诸公的，只要还有若干的读者能够有所得，梁实秋先生“们”
的苦乐以及无所得，实在“于我如浮云”
。
但梁先生又有本不必求助于无产文学理论，而仍然很不了了的地方，例如他说，“鲁迅先生前些年翻译的文学，例如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还不是令人看不懂的东西，但是最近翻译的书似乎改变风格了。”
只要有些常识的人就知道：“中国文和外国文是不同的”
，但同是一种外国文，因为作者各人的做法，而“风格”
和“句法的线索位置”
也可以很不同。
句子可繁可简，名词可常可专，决不会一种外国文，易解的程度就都一式。
我的译《苦闷的象征》，也和现在一样，是按板规逐句，甚而至于逐字译的，然而梁实秋先生居然以为还能看懂者，乃是原文原是易解的缘故，也因为梁实秋先生是中国新的批评家了的缘故，也因为其中硬造的句法，是比较地看惯了的缘故。
若在三家村里，专读《古文观止》的学者们，看起来又何尝不比“天书”
还难呢？
三
但是，这回的“比天书还难”
的无产文学理论的译本们，却给了梁先生不小的影响。
看不懂了，会有影响，虽然好象滑稽，然而是真的，这位批评家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里说：“我现在批评所谓无产文学理论，也只能根据我所能了解的一点材料而已。”
这就是说：因此而对于这理论的知识，极不完全了。
但对于这罪过，我们（包含一切“天书”
译者在内，故曰“们”
）也只能负一部分的责任，一部分是要作者自己的胡涂或懒惰来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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