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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第二天的早晨,就被撕掉了,于是又写榜。
于是辩论:分数多寡的辩论;及格与否的辩论;教员有无私心的辩论;优待革命青年,优待的程度,我说已优,他说未优的辩论;补救落第,我说权不在我,他说在我,我说无法,他说有法的辩论;试题的难易,我说不难,他说太难的辩论;还有因为有族人在台湾,自己也可以算作台湾人,取得优待“被压迫民族”
的特权与否的辩论;还有人本无名,所以无所谓冒名顶替的玄学底辩论……。
这样地一天一天的过去,而每夜是十多匹——或二十匹——老鼠的驰骋,早上是三位工友的响亮的歌声。
现在想起那时的辩论来,人是多么和有限的生命开着玩笑呵。
然而那时却并无怨尤,只有一事觉得颇为变得特别:对于收到的长信渐渐有些仇视了。
这种长信,本是常常收到的,一向并不为奇。
但这时竟渐嫌其长,如果看完一张,还未说出本意,便觉得烦厌。
有时见熟人在旁,就托付他,请他看后告诉我信中的主旨。
“不错。
‘写长信,就是反革命的!
’”
我一面想。
我当时是否也如K委员似的眉头打结呢,未曾照镜,不得而知。
仅记得即刻也自觉到我的开会和辩论的生涯,似乎难以称为“在革命”
,为自便计,将前判加以修正了:——
“不。
‘反革命’太重,应该说是‘不革命’的。
然而还太重。
其实是,——写长信,不过是吃得太闲空罢了。”
有人说,文化之兴,须有余裕,据我在钟楼上的经验,大致是真的罢。
闲人所造的文化,自然只适宜于闲人,近来有些人磨拳擦掌,大鸣不平,正是毫不足怪,——其实,便是这钟楼,也何尝不造得蹊跷。
但是,四万万男女同胞,侨胞,异胞之中,有的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有的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
。
怎不造出相当的文艺来呢?只说文艺,范围小,容易些。
那结论只好是这样:有余裕,未必能创作;而要创作是必须有余裕的。
故“花呀月呀”
,不出于啼饥号寒者之口,而“一手奠定中国的文坛”
,亦为苦工猪仔所不敢望也。
我以为这一说于我倒是很好的,我已经自觉到自己久已不动笔,但这事却应该归罪于匆忙。
大约就在这时候,《新时代》上又发表了一篇《鲁迅先生往那里躲》,宋云彬先生做的。
文中有这样的对于我的警告:——
“他到了中大,不但不曾恢复他‘呐喊’的勇气,并且似乎在说‘在北方时受着种种迫压,种种刺激,到这里来没有压迫和刺激,也就无话可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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