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钞书太讨厌。
总而言之，后来那二士自愧功不如古冶子，自杀了；古冶子不愿独生，也自杀了：于是乎就成了“二桃杀三士”
。
我们虽然不知道这三士于旧文化有无心得，但既然书上说是“以勇力闻”
，便不能说他们是“读书人”
。
倘使《梁父吟》说是“二桃杀三勇士”
，自然更可了然，可惜那是五言诗，不能增字，所以不得不作“二桃杀三士”
，于是也就害了章行严先生解作“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
。
旧文化也实在太难解，古典也诚然太难记，而那两个旧桃子也未免太作怪：不但那时使三个读书人因此送命，到现在还使一个读书人因此出丑，“是亦不可以已乎”
！
去年，因为“每下愈况”
问题，我曾经很受了些自以为公平的青年的教训，说是因为他革去了我的“签事”
，我便那么奚落他。
现在我在此只得特别声明：这还是一九二三年九月所作，登在《晨报副刊》上的。
那时的《晨报副刊》，编辑尚不是陪过泰戈尔先生的“诗哲”
，也还未负有逼死别人，掐死自己的使命，所以间或也登一点我似的俗人的文章；而我那时和这位后来称为“孤桐先生”
的，也毫无“睚眦之怨”
。
那“动机”
，大概不过是想给白话的流行帮点忙。
在这样“祸从口出”
之秋，给自己也辩护得周到一点罢。
或者将曰，且夫这次来补遗，却有“打落水狗”
之嫌，“动机”
就很“不纯洁”
了。
然而我以为也并不。
自然，和不多时以前，士钊秘长运筹帷幄，假公济私，谋杀学生，通缉异己之际，“正人君子”
时而相帮讥笑着被缉诸人的逃亡，时而“孤桐先生”
“孤桐先生”
叫得热剌剌地的时候一比较，目下诚不免有落寞之感。
但据我看来，他其实并未落水，不过“安住”
在租界里而已：北京依旧是他所豢养过的东西在张牙舞爪，他所勾结着的报馆在颠倒是非，他所栽培成的女校在兴风作浪：依然是他的世界。
在“桃子”
上给一下小打击，岂遂可与“打落水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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