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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未开手，而躬逢战争，在炮声和流言当中，很不宁帖，没有执笔的心思。
夹着是得知又有文士之徒在什么报上骂半农了，说《何典》广告怎样不高尚，不料大学教授而竟堕落至于斯。
这颇使我凄然，因为由此记起了别的事，而且也以为“不料大学教授而竟堕落至于斯”
。
从此一见《何典》，便感到苦痛，再也说不出一句话。
是的，大学教授要堕落下去。
无论高的或矮的，白的或黑的，或灰的。
不过有些是别人谓之堕落，而我谓之困苦。
我所谓困苦之一端，便是失了身分。
我曾经做过《论“他妈的！”
》早有青年道德家乌烟瘴气地浩叹过了，还讲身分么？但是也还有些讲身分。
我虽然“深恶而痛绝之”
于那些戴着面具的绅士，却究竟不是“学匪”
世家；见了所谓“正人君子”
固然决定摇头，但和歪人奴子相处恐怕也未必融洽。
用了无差别的眼光看，大学教授做一个滑稽的，或者甚而至于夸张的广告何足为奇？就是做一个满嘴“他妈的”
的广告也何足为奇？然而呀，这里用得着然而了，我是究竟生在十九世纪的，又做过几年官，和所谓“孤桐先生”
同部，官——上等人——气骤不易退，所以有时也觉得教授最相宜的也还是上讲台。
又要然而了，然而必须有够活的薪水，兼差倒可以。
这主张在教育界大概现在已经有一致赞成之望，去年在什么公理会上一致攻击兼差的公理维持家，今年也颇有一声不响地去兼差的了，不过“大报”
上决不会登出来，自己自然更未必做广告。
半农到德法研究了音韵好几年，我虽然不懂他所做的法文书，只知道里面很夹些中国字和高高低低的曲线，但总而言之，书籍具在，势必有人懂得。
所以他的正业，我以为也还是将这些曲线教给学生们。
可是北京大学快要关门大吉了；他兼差又没有。
那么，即使我是怎样的十足上等人，也不能反对他印卖书。
既要印卖，自然想多销，既想多销，自然要做广告，既做广告，自然要说好。
难道有自己印了书，却发广告说这书很无聊，请列位不必看的么？说我的杂感无一读之价值的广告，那是西滢（即陈源）做的。
——顺便在此给自己登一个广告罢：陈源何以给我登这样的反广告的呢，只要一看我的《华盖集》就明白。
主顾诸公，看呀！
快看呀！
每本大洋六角，北新书局发行。
想起来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以革命为事的陶焕卿，穷得不堪，在上海自称会稽先生，教人催眠术以糊口。
有一天他问我，可有什么药能使人一嗅便睡去的呢？我明知道他怕施术不验，求助于药物了。
其实呢，在大众中试验催眠，本来是不容易成功的。
我又不知道他所寻求的妙药，爱莫能助。
两三月后，报章上就有投书（也许是广告）出现，说会稽先生不懂催眠术，以此欺人。
清政府却比这干鸟人灵敏得多，所以通缉他的时候，有一联对句道：“著《中国权力史》，学日本催眠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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