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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理想是做一个“纵横而所之”
的“凤凰”
，不愿成为“槛阱之中”
的“虎豹”
。
所以他会说出这样的话：“清朝若能信儿，则为清人；果不信儿言，则为明臣而已。”
[40]总之，只能“遥奉”
，不能“受制于人”
。
这就是他和后来的郑经一贯提出的“比于高丽”
的思想根源。
清廷多次招抚（郑方称为“和议”
）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只给他高爵厚禄，绝不答应给他以相对的独立性。
在这种条件下，郑成功只能做一个“明臣”
。
同样的道理，他的“始终为明”
并不意味着他愿意毫无保留地服从明朝廷的调遣，恪守臣节。
在东南沿海，隆武帝遇难后，他“始终为唐”
（张煌言语），对近在咫尺的鲁监国以客礼相待，而且极力设法使原属鲁监国的兵将听命于己。
对永历朝廷，他的内心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希望奉永历正朔的原大西、大顺军和其他抗清势力能支撑下去，拖住清朝的大部分兵员，借以减轻自己的压力。
另一方面，他是很有政治头脑的，预见到如果应定国之约出动主力东西合击，必胜无疑，随之而来的是闽粤兵连一体、地成一片，遥相呼应的局面就要改观。
郑成功不会不考虑到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将受到很大限制，军政大事要禀承于朝廷，否则就难逃僭越之议。
更重要的是，自己在兵力、爵位和声望上都略逊于李定国，加以李定国同永历朝廷的关系比他更密切，这些因素必然在郑成功的深谋远虑之中。
所以，无论李定国制定的战略如何正确，也不管定国为了实现南明中兴对他怎样苦心相劝，郑成功总像一根插在闽海地区的弹性钢条一样，外力的大小只能造成他左右摇晃的程度，最后还是我自岿然不动的南天一柱。
明清之际最优秀的军事家李定国的悲剧在于：出滇抗清前期遭到孙可望的嫉恨，无法在湖广（今湖南、湖北）、江西战场上施展雄才大略；中期寄厚望于郑成功连兵粤、闽，会师北上，得到的回报是虚应故事，新会战败，丧师失地，南明中兴从此无望，他所能做的只是效法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
郑成功对广东潮州地区一直非常重视，这是郑氏家族军粮的主要来源地。
郑鸿逵和郑成功多次进兵潮州原因就在于此。
但他的意图却是希望把潮、惠地区据为自己的粮饷、兵员补给地，而在郑军和永历朝廷之间最好是留下一片清方管辖区，打掉这座隔火墙对郑氏集团不利。
于是，他在李定国心急如焚的情况下，一味采取拖延推宕的策略。
上面已经说过，李定国部署二次入广战役在半年前就已经把预定的会师日期通知了广东义师，绝不可能不通知指望在全局战略中发挥关键作用的郑成功。
四月间定国在高州派遣的使者到达厦门后，郑成功正同清方“和谈”
，将使者软禁。
八月才派李景为使者来到定国军中，定国的回信中说“兹不穀已驻兴邑（广东新兴县）”
，据为定国治病的陈舜系记载，他在八月十六日随定国大营往广、肇（新兴属肇庆府），可以证明这封信写于八月十六日以后，信中所说“五月至今，所待贵爵相应耳”
，是说他四月派出使者预料五月可得回音，不料等到八月，成功使者才姗姗来迟，带来的消息又不明确。
定国的回信除了明显地流露出不满情绪，仍抱有会师的极大希望，“慎勿然诺浮沉，致贻耽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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