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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十月望后，恐无济于机宜矣”
，真可谓语重心长。
从《先王实录》中得知，李景和定国使者携带复信返抵厦门不迟于九月初三日，“藩得会师二书，即欲调兵南下勤王。
以虏使在泉，令差暂住金门”
[41]。
然而，他偏要拖过定国信中指定的十月望前（十五日以前）师期，到十月十九日才“遣师南下，与晋王（是时李定国尚未封晋王）等会师勤王。
委左军辅明侯林察为水陆总督，提调军中一切机宜；委右军闽安侯周瑞为水师统领”
，率兵数万、战舰百只，“克日南征”
，同时派官员林云琼赍勤王师表诣行在，并持书会晋王等（定国时为安西王），书云：“季秋幸接尊使，读翰教谅谅，修矛戟而奏肤功，大符夙愿。
……兹叠承大教，宁忍濡滞以自失事机？奈尊使到敝营时，值南风盛发，利于北伐而未利于南征。
……即欲遣师南下，与贵部共取五羊，缘风信非时，未便发师。
……兹届孟冬，北风飙起，即令辅明侯林察、闽安侯周瑞等统领，扬帆东（？）指，虽愧非顺昌旗帜，然勉效一臂之力。
水师攻其三面，陆师尽其一网，则粤酋可不战而擒矣。”
[42]
郑成功这次出军有几点很值得注意。
第一，郑成功自起兵以来凡遇重大战役都亲临指挥，这次入粤之战对南明和清方都关系重大，西线是安西王李定国任主帅，给他的信中又反复强调了会师广东的战略意义，如说“粤事谐而闽、浙、直争传一檄”
，那么，他为什么不肯亲自统军西上呢？唯一的解释是他已有卸责于下的准备。
第二，郑成功在众多将领中选择林察出任水陆师正提督可谓独具慧眼，永历朝廷初立之时正是这位林察拥立绍武政权，大打内战，这时让他统军接应永历朝廷的主力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是“最佳人选”
。
第三，郑成功是一位久历戎行的统帅，在给其弟世忠信中也说自己“用兵老矣”
，何况郑军同清军作战时几次因救援不及时而失城丧师，他当然明白“胜负之际，间不容发”
的道理，那么，他在九月初收到定国谆谆嘱咐的十月十五日为郑军到达指定位置的信后，为什么要拖到十九日才调集官兵“克日南征”
呢？第四，郑成功自上年就已知道李定国东西夹攻、一举恢粤的计划，其间定国还再三遣使催促他领兵接应。
在帆船时代里，海上航行受季候风影响较大，无疑是事实。
但在这样长的时间里郑成功没有出兵绝不能用“风信非时”
来解释，否则，郑、李使者又怎么能往来海上？何况，上年（1653年）六月至八月郑成功曾经率领舟师南下潮州、揭阳；下年（1655年）八月郑成功又曾派舟师南下广东，九月占领揭阳、普宁、澄海三县，证明秋季并不是不可能南征。
退一步说，顺治十年（1653）李定国计划次年东西合攻广东之时，具有丰富海上经验的郑成功如有会师诚意，也应当把海上用兵的最佳时间通知李定国，以便定国确定东西会师打响的月日。
明眼人不难看出郑成功的态度暧昧。
第五，最引人注意的是，郑成功派出的援师行动极其缓慢，有大造声势之形，无实际作战之心。
从清方档案来看，十月初一日郑成功发牌调集兵将，部署南征事宜；初四日他亲临铜山（今东山县）视察兵丁、船工，“授辅明侯林察为正提督，闽安侯（周瑞）为副提督，管辖一百艘大船，派往广东与西部贼兵会合”
[43]。
十月二十二日，清广东水师副将许龙报告，“上游有数百只船集结，闽安侯周瑞、辅明侯林察有率兵南下之势。
盖于二十三、二十四日起程，有言去碣石，有言去广东”
。
十一月十九日，林察部泊于南澳扎营，“商议军务”
。
铜山距南澳不过百里，郑成功信中说“兹届孟冬，北风飙起”
，正值顺风，一天可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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