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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所谓张侯爵鼓楫而前，要知亦缓于今日发粤之举”
；“不思羊城底定后，虽频年抗节而不千里勤王，亦何夙绩之足道哉！”
直截了当地指责郑成功自诩之功绩对复明大业无足轻重。
以当时二人的关系和习惯用语而言，定国的急于会师，解除成功的犹豫和借口，可说是情见于词了。
在这封信发出后，定国仍不放心，又以极其恳切的言语写了一篇短笺：“圣跸艰危，不可言喻。
敕中怆怛之语，不穀读之痛心。
五月至今，所待贵爵相应耳。
倘确不能来，即示以的。
不穀便另议舟师，以图进取。
甚（慎）勿然诺浮沉，致贻耽阁。
要知十月望后，恐无济于机宜矣。”
[32]应该承认，李定国在信中把会师的战略意义、会师地点和日期都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同时也可看出他对郑成功虽寄予厚望，但已经估计到对方缺乏诚意，准备孤注一掷了。
新会战役从六月开始一直打到十二月中旬，长达半年之久。
清平南王尚可喜也看出新会的得失直接关系着省会广州的安全，在五月间先后派参将由云龙、右翼总兵吴进忠率部入城协助防守[33]。
六月至九月的攻城，是李定国派部将吴子圣等会合广东义师进行的。
八月间，陈奇策带领所部水师入西江，攻占江门（今江门市），击毙清广东水师总兵盖一鹏，不仅控制了广州地区的出海口，也切断了广州同新会之间的通道。
尚可喜、耿继茂见形势危急，亲自带领官兵于九月十二日前往江门，加强广州南面和西面的防务，但仍不敢同李定国主力决战[34]。
十月初三日起，李定国亲统大军号称二十万猛攻新会[35]。
明军先后采取挖掘地道、大炮轰城、伐木填壕等战术进行强攻，都因守城清军负隅顽抗，未能得手。
十一月初十日，清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再次统兵从广州来援，却顿兵于三水，等待清廷所遣满洲军队。
十二月初十日，清廷委派的靖南将军朱马喇等率满、汉兵长途跋涉到达三洲时，新会已危在旦夕。
朱马喇部休整三天后，即在十四日会同平、靖二藩军队在新会城外向明军发起总攻，经过四天激烈战斗，到十八日定国的军队抵敌不住，全线溃败[37]。
清军乘胜追击，李定国所统明军主力在二十四日退到高州，二十六日晨撤回广西[38]；留部将靳统武领兵数千镇守罗定州（今广东省罗定县），阻滞清军，到次年正月也被迫撤回广西[39]。
明军收复的广东州县和部分广西地方重新沦入清方之手。
李定国精心筹划的恢复广东、进取江南战略完全失败，这以后他再也没有力量和机会进入广东了，南明复兴的希望从此化作泡影。
总结李定国两次入粤之战，战略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广东清军主力当时全部集中在广州，定国的用兵不是直攻该城，而是把广州南面近海的新会选择为主攻方向，证明他始终盼望郑成功海上之师能够在决战之前到达，东西会合，兵力和士气倍增，广东的局势必将大为改观，可以稳操胜券。
无奈郑成功私心自用，一味拖延，空言应付，致使定国所云“许大机宜”
功亏一篑。
第三节 郑成功与李定国关系之分析
史学界论述李定国与郑成功关系的文章不少，大多是从他俩都坚持抗清，战绩远非其他抗清武装所能比拟，而且又书信往返，缔结为姻，故赞扬之词充塞史著，仿佛二人都是忠贞于复明事业、共赴国难的佼佼者。
但是，就历史事实而言，会师广东的计划是李定国制定的，在1653、1654年（顺治十年、十一年）他梦寐以求的就是同郑成功东西夹攻，迈出收复广东、重整山河的第一步。
然而，这只是定国一厢情愿，郑成功并不想这样做。
原因不是他看不到会师广东是南明中兴的关键一着，而是郑成功把以他为首的郑氏集团利益放在最重要的地位。
研究郑成功起兵以后的整个经历，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很有大志的人，在明、清对峙，国土分裂的情形下，他鉴于自身力量不够强大，在政治影响上也无法同明、清两个并存的政权争夺民心（包括官绅），因此，他的策略是明、清两方谁能让他独断专行，或者说割地自雄，他就奉谁“正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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