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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操练士马，在昆明征发数万民工，扩建教场，“日夕操练士卒，三、六、九大操”
[77]，从而为不久以后出滇抗清准备了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
改善军队供应：孙可望等人决定“将各州县田地分与各营头，即令彼处坐就食。
凡兵丁日支米一大升，家口月支米一大斗，生下儿女未及一岁者，月给半分，至三岁者如家口。
给马分三等：头号者，日支料三升；二号者，日支料二升；三号者，日支料一升。
不时查验，瘦者责治有差”
[78]。
军需供应也做了妥善的安排：“安杂造局四所，不论各行匠役，尽拘入局中打造。
凡兵之弓箭、盔甲、交枪之类有损坏者送至局内，挂下营头、队伍、姓名，三日即易以新什物。
每贼兵有家口者，每冬人给一袍子；无家口者，一袍之外人给鞋袜各一双、大帽各一顶。
如是养兵，果士饱马腾。”
[79]
四、在社会治安方面，大西军初入云南时，为了防止官绅和土司的破坏，一度沿袭在成都时期的戒备措施，对昆明的居民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和行动限制：“户设一牌，书大小男妇姓氏悬之门首，以备查核。
严门禁，不许妇女出入；凡男人出入，各以腰牌为据，牌上写本身年貌住址。
城外入城者持腰牌挂于月城之左廊，事毕出仍取去，门上放出。
城内出者持腰牌挂于月城之左廊，事毕入仍取去；有牌，守卒始放入。
远来者面上打印为号，有印，门卒始放出。
若是之严，总贼畏土司之众多，恐有不测，深防若此。”
[80]至于各府、州、县，虽然委任了文职印官，但实权大抵掌握在分布各地的武将手里。
随着形势的稳定，社会生活日趋正常，孙可望等大西军领导人不失时宜地放松了对居民的军事管制。
如昆明原归都督王尚孔领导的四城督捕管辖，大约一年以后即撤销四城督捕，“百姓皆归昆明县管理”
[81]。
到己丑年（1649）元宵节，在昆明“大放花灯，四门唱戏，大酺三日，金吾不禁，百姓男妇入城观玩者如赴市然”
[82]。
自明末以来多年不见的升平景象，竟然在大西军进滇不到两年时间里就出现了，连原先心怀敌意的士绅也为之赞叹，称之为有“熙皞之风”
[83]。
为了争取地主士绅的支持，孙可望等相当注意争取他们的合作。
入滇之初，孙可望就在八月间亲自去文庙祭祀孔子，接着命吏部尚书兼管翰林院事的严似祖主持考试生员，“取士三十三名，观政选官”
[84]。
对于生活有困难的士子还给予关怀，“开仓赈济寒生，每人谷一斗焉”
[85]。
这些措施使主要出身于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感到出头有日，大大减少了抵触情绪。
到1650年大西军出兵“以复中原”
的前夕，孙可望等还选派马兆羲“考试滇南生童”
，意在吸收知识分子出任收复地区的官职。
当时，孙可望亲统大军出征，李定国留守云南，“马兆熙（羲）考试毕，率云、武二府生童赴李定国府谢。
定国赏钱三百串，面云‘诸生用心读书，不日开复地方，就有你们官了’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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