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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生谢出。
由是文教渐复兴也”
[86]。
1651年（顺治八年、永历五年）以后，刘文秀北出四川，李定国东出两广、湖南，所占地方派设了不少官员，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从云贵人士中选拔的[87]。
五、对于云南少数民族和宗教在政策上也做了比较妥善的处理。
孙可望等人利用明封黔国公二百多年在各土司中享有的威信广行招徕，注意笼络各少数民族的统治者。
只要不持敌对态度就承认其统治权，并责成土司提供部分兵员和粮饷，不少土司的头人成了大西军下的将领。
孙可望、李定国等人排除民族偏见，对西南少数民族的将士能够用其所长，如山区行军作战、组织象阵等，从而扩大了兵源，形成了西南各族人民共同抗清的局面。
清朝廷臣在奏疏中说：“孙寇所借兵力，洞蛮为多。”
[88]时人李介也说：“定国所将半为?倮、瑶佬，虽其土官极难钤束，何定国御之有法也？”
[89]这表明大西军领导人在团结西南少数民族问题上收到了显著效果。
在宗教政策上，云南各族人士多虔信佛教。
大西军初入滇时对这一特点注意不够，如1647年李定国率军攻克丽江，当地“俗多好佛，常以金银铸佛，大者丈余，次者八九尺，再次者二三尺不等，如是罗列供养”
。
大西军将士竟然把佛像“尽击碎驮出”
，充作军饷[90]。
为时不久，孙可望等就改变了政策，明令保护宗教寺观，甚至带头刻印佛教经典、铸造供佛的香炉等器物。
[91]这里自然有受习俗熏染转而迷信佛教的一面，但客观上尊重了当地居民的信仰，有利于加强民族团结和地方局势的稳定。
[1] 康熙三十五年《云南府志》卷五《沿革》记于乙酉九月。
雍正九年《建水州志》卷一《建置沿革》作“无谋土酋吾必奎作乱”
。
[2] 何是非《风倒梧桐记》卷二；《鹿樵纪闻》作：“已怃朱皇帝，安有沐国公。”
[3]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四记万氏之名为万彩云。
[4] 康熙五十八年《澂江府志》卷三《沿革》记：“赖有宁州土酋禄永命与定洲力战，天波始得西去。
永命年十六，知大义，天波爱之，命统彝兵五百驻扎会城内仓山，是以闻变即赴，奈师少无援，至午只剩二十余人，遂夺东门走归宁州。”
参看昆明无名氏辑录《滇南外史》。
[5] 康熙五十五年《楚雄府志》卷五《秩官志·名宦》记，杨畏知，陕西宝鸡人，崇祯三年解元，沙乱时任金沧道副使。
康熙三十三年《大理府志》卷三《沿革》记为洱海道副使。
[6] 康熙《大理府志》卷三《沿革》记：“天波急奔出城，士民拥太夫人陈氏至朝阳庵，夫人焦氏至金井庵，是夜自焚死。”
《明末滇南纪略》《坚守楚雄》篇记天波“不暇顾其母、妻，致步行逃难，至蛇山之朝阳庵自焚雉经”
。
[7] 参见徐弘祖《徐霞客游记》卷十一。
[8] 康熙三十五年《云南府志》卷五《沿革》。
[9] 康熙三十年《云南通志》卷三《沿革大事考》记，沙定洲军围攻楚雄，杨畏知坚守不下。
双方相持到大西军将要入滇时，沙定洲才匆忙撤回军队往援曲靖。
[10] 《鹿樵纪闻》卷中《沙定洲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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