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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税额为分成制，地主不再能够任意盘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普遍提高，当年秋成就“倍于曩昔”
，次年又“大熟，百姓丰足”
，再下一年仍是“大有年，兵民安乐如初”
[65]。
入滇初期曾严格禁止酿酒，借以避免浪费粮食[66]，随着生产的恢复发展，才解除了这一禁令。
对云南的井盐生产也加强了管理，借以消除陋规，增加财政收入。
孙可望派总兵史文为盐税司，负责征收盐课和商税。
“黑、琅两井之盐归官，令商人在省完工本，领票赴井支盐。
由是凡系盐商悉大富，以白镪为瓦砾矣。
……每一下操，赏赉动以万计。”
[71]清代人士刘孟弘说：“按全滇盐政考，井有九：黑、白、琅、云龙、安宁、阿陋、只旧、弥沙、景东也。
黑井旧额岁征课二万六千六百两，白井一万五百两，琅井二千四百两，云龙等六井共征一万六百四十九两三钱六分。
自明季投诚伪官史文开报黑井岁办课九万六千两，每斤征银一分六厘；白井办课二万八千五百六十两，每斤征银八厘；琅井办课九千六百两，每斤征银六厘”
[72]。
可见，在大西军余部治理云南期间，盐业生产有很大的发展，来自盐课的收入每年多达白银十余万两。
通过铸钱、整顿盐课、商税以及田赋制度的改革，为大西军的稳定云南进而出滇抗清奠定了经济基础。
三、在军事方面，孙可望等采取了十分有力的措施，主要包括严肃军队纪律、加强训练、改善军需供应。
整顿军纪：大西军初入云南时为消灭政治上的敌对势力曾经采取严厉的镇压手段，为解决粮饷又曾在短期内实行过“打粮”
“追饷”
措施，因而在一段时间里在云南官绅士民中造成一种恐怖气氛。
孙可望等在站稳脚根后，立即改弦更张，申明军纪，“凡发兵征剿，所过大路，鸡犬不惊，百姓卖酒肉者路旁不断。
如兵余小子有擅夺百姓一物者，立刻取斩；如该主不首，连坐；该管官失察，责八十棍。
立法若是之严，故民得安息反富庶焉”
[73]。
史籍中记载了一个典型的例子：“有抚右营兵马前往禄丰驼粮，回至草铺歇下，有一兵失手误伤百姓方二岁小儿一个。
百姓喊叫，杨总兵得知，将兵拿去责四十棍，断烧埋银十两。
不意草铺管庄报与刘文秀。
及杨总兵押粮至省回话，刘文秀大骂，要责杨总兵一百棍，众官力保方恕。
将打死小儿之兵拿去，立刻绑出小西门外枭首，将头传送草铺号令。”
[74]士卒误伤小儿致死竟被砍头示众，执法显然过严，但由此可见大西军领导人为防止军队损害百姓利益，不惜矫枉过正。
他们很快就得到云南百姓的衷心拥护绝不是偶然的。
连封建文人也称赞道：“孙可望等立法甚严，兵民相安。”
[75]
加强军队建设和训练：大西军进入云南以后，因地处僻远，同内地各方面势力都脱离了接触；然而，孙可望等人却始终密切注视着国内极其尖锐复杂的阶级搏斗和民族征战的进程，随时准备奔赴疆场，重显身手。
因此，他们以云南为基地，秣马厉兵，军事训练抓得很紧。
史籍记载，大西军平定云南全省之后，“拥兵三十余万，家口倍之”
[76]，兵员数量显然比入滇之初有较大的增长，其中既包括了对原明朝官军的改编，也吸收了不少当地少数民族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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