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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英但曰：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我愦愦。”
[29]档案材料表明，弘光任命的巡抚、总兵仅派了几个使者进入山东清军未到的地方颁诏、遣牌，虚应故事就万事大吉。
七月，清招抚山东、河南侍郎王鳌永给内院的启本中说：“南都情形昨有小疏入告，不知当作何方略？昨丘磊有遣牌系山东总兵，遣牌至济南缴。
又闻有李中书赍捧哀诏沿河而来。”
[30]同月二十四日清山东巡抚方大猷启本中说：“目下大兵已西，而江南传喜诏之官已封识济宁之库藏而去。”
这种类似儿戏的举动适足以示弱，清廷随即命令方大猷将“济宁库藏……速行察解”
[31]。
八月初三日，原起兵反叛大顺政权的济宁知州朱光和当地乡绅潘士良、任孔当等人因为得不到南明弘光朝廷一兵一卒的支援，终于在清委山东巡抚方大猷的招致下，归顺了清朝。
[32]
到八月间，奉使清廷的兵部左侍郎左懋第等奏：“山东人心亟可收拾。
命下廷议。
时吏民人自为守，抚、镇不至，无所禀承。
清人传檄责郡县献籍，渐奉遵依。
识者惜之。”
[33]九月二十六日史可法奏言：“各镇兵久驻江北，皆待饷不进。
听胡骑南来索钱粮户口册报，后遂为胡土。
我争之非易，虚延岁月，贻误封疆，罪在于臣。
适得北信，九陵仍设提督内臣，起罪辅冯铨，选用北人殆尽；或不忘本朝，意图南下，逃匿无从，是河北土地、人才俱失矣。
乞速诏求贤，遍谕北畿、河北、山东在籍各官及科甲贡监，但怀忠报国，及早南来，破格用之。
从之。”
[34]史可法的奏疏不是主张南明军队向北推进就地因粮用人，而是借口镇兵缺饷，请求皇帝发诏求贤，让河北、山东的官绅南下，言外之意就是放弃山东、河北等地的百姓和土地。
史可法节制的四镇之一东平侯刘泽清原是山东总兵，家在山东曹县，尽管当时清方驻山东兵力极少，清廷任命的山东巡抚方大猷在启本中自称“手无一兵”
[35]，刘泽清并没有趁势收取桑梓之地。
八月底，他派部将刘可成、阮应兆等率领一千多兵马前往临清祭祖[36]，在曹县“杀死乡官一十七家、百姓无算”
，又在济宁同恢复明朝的回兵打仗，以泄私愤。
九月初三日搬取家眷，招兵数百名撤回淮安。
[37]刘泽清的这次“出兵”
山东如入无敌之境，史可法不可能不知道，他的所谓“待饷不进”
、山东等地“我争之非易”
，完全是明末官场中惯用的敷衍之词，倒是“贻误封疆，罪在于臣”
，可称实供。
明翰林院官杨士聪是山东济宁人，他不胜感慨地写道：“其下东省，止一人一马，责取遵依，无不应者，积威之所劫也。
及济宁不应，亦遂惨淡而去；继至者乃有十三人。
使南中有千人之旅渡河先至，呼吸可通，二东（指明代山东、登莱二抚辖地，即今山东省）岂遂为虏有乎？”
[38]
“君王莫听捐燕议，一寸山河一寸金。”
[39]弘光朝廷立国之初，在许多史籍中被描写成“正人盈朝”
的局面，似乎事情全坏在后来马士英、阮大铖结党乱政，正人君子联袂而去，以至于亡国。
这是东林—复社人士的门户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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