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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朝廷本应乘此有利时机出兵北上，尽量扩大自己的统治区。
这样，既可以防止清军南下，也不失为一种自强之道。
然而，史可法、马士英等弘光朝廷重臣却裹足不前，一味株守江南。
他们的内心怯弱是非常明显的，且不说万历末年以来明廷在同满洲贵族的征战中屡遭重大失败，一年之内的事实也表明弘光朝廷的主要军事支柱如左良玉、高杰、刘泽清都是避战先逃的败军之将，大顺军既被清军击败，可知强中更有强中手。
于是，他们自以为最高明的策略是不越雷池一步，免得“挑激”
清军，授以南下的口实。
然后，卑词逊礼结好于清廷，维持偏安局面。
史可法、马士英等人未必看不到南明军队即使不北上同清方争夺山东、河南，清廷迟早也会南下收取鲁、豫，同弘光朝廷接壤争地。
但直到覆亡前夕，他们始终抱着和谈（款虏）的幻想，摆出一副谨慎可怜的样子，企图博得清廷的欢心。
弘光朝廷这种先天的软弱性，使清廷不费吹灰之力轻易接管了黄河中下游大批州县。
这些地区的许多官绅得不到弘光朝廷的兵力保护，被迫归附清朝。
时人张怡是在清军进入北京以后南下的，他途中看到的情景是：“过德州界，一路乡勇团结，以灭贼扶明为帜，所在皆然。
至济南，回兵数千自相纠合，队伍整肃，器械精好。
浚河置榷，凡舟必盘诘乃得过。
即以所浚之土堆集两岸，仅容步，不可骑。
而沿河民家塞向墐户，留一窦以通出入，防守颇严。
引领南师，如望时雨。
既闻弘光登极，史公督师，无不踊跃思郊。
每遇南来客旅，辄讯督师阁部所至。
使斯时乘其锐而用之，数十万义士因粮于众，人自为战，大功可立也。
日复一日，坐失事机，灰忠义之心，隳朝食之气，谋之不臧，土崩瓦解，伊谁咎哉！”
[15]参与济宁、兖州、济南反叛大顺、恢复明政权的郑与侨在《倡义记》中写道：“是役也，当四海无主之日，前无所依，后无所凭，只以绅衿忠愤、乡勇血诚，遂使大憝立剪，名义以新。
无奈江南诸执政鼠斗穴中，虎逸柙外，置李贼不共戴天之仇于不问，可胜叹哉！”
[16]张怡、郑与侨痛斥了史可法、马士英不顾民族大义，顿兵不进，坐看国土沦丧的卑怯行径。
实际上这正是弘光朝廷自以为得计的坐山观虎斗，避免引火烧身的退让政策必然导致的结果。
上自朱由崧、史可法、马士英，下至南明地方官僚，当时都是以大顺政权为贼，视清方为友，存在一种强烈的感激清方、畏惧清方的混合心理。
弘光朝廷在大顺军西撤后，对山东等地只做了一些表面文章。
如五月十一日山东济宁官绅叛杀大顺政权官员，“传檄各路，号召忠义，一路由沂州达登莱，一路由济南达天津，一路由临清达河朔，一路由宿、徐达淮阳，一路由曹、单达颍、寿，以颍州守任民育济（宁）人也。
民育见檄遣诸生李道生赍至南都。
督辅史公手札褒奖”
[23]。
弘光朝廷于六月间任命王燮为山东巡抚[24]，丘磊为山东总兵；八月“命原任蓟督王永吉戴罪总督山东军务，仍同陈洪范等料理酬北事宜”
[25]，十月十三日“马士英奏赐永吉斗牛服，以隆接待北使之体”
[26]；九月十六日又任命王溁为登莱东江等处巡抚[27]。
似乎弘光君臣并没有忘记山东，问题是没有武力做后盾，委任的方面大员根本不敢赴任，朝廷虽一再催促也无济于事[28]。
李清记：“王齐抚燮、王东抚溁辞朝后，皆恇怯不行，观望淮上。
虽疏纠旨催，充耳而已。
予言于马辅士英，谓国法宜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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