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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
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难兮独后来。
留灵脩兮憺忘归，岁既晏兮孰华予！
而爱情也总是带着怀疑和一定程度的恐惧：
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
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鸣。
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
很明显，充满悲欢离合、矛盾重重、多元交迭的人生已被古人朦胧地把握到了，人生之谜已展现在古人面前。
如果说，《诗经》主要充满了自然和人生的明朗之气，那么《离骚》《九歌》等作品则主要充满了自然和人生的幽深之情。
一片明朗的阳光和一曲幽怨的人生哀歌，融汇成上古诗歌的交响，为我国诗歌史拉开了辉煌的序幕。
不要说我们民族没有由日神和酒神及其矛盾冲突组构而成的复杂而丰富的人的精神，不要说我们早就超然物外或醉眼朦胧，既没有高贵的单纯和伟大的静默，又没有刻骨铭心的痛苦和迷狂的醉舞酣歌，只能怯懦地退避和自欺欺人地“难得糊涂”
。
洋溢在《诗经》和《离骚》《九歌》等作品中的精神就显示了我们是一个能凭一股正气敢怒敢骂、敢爱敢恨、敢于直面世界和人生的民族。
如果长期的大一统封建专制制度不有意去玷污它、扭曲它，如果它像希腊精神那样及时得到复兴，那么，我们的文学史、诗歌史也许会全部或部分重写，展现出更生动活泼和更令人振奋的面貌，然而，正如前面曾提到的，封建大一统帝国固然在客观上形成了发展生产力的潜能，但在封建统治阶级主观愿望上却造成了如何维持统治的包袱。
由于封建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发展有其自身规律，国家机器的掌握者无论从掠夺财富还是从维持统治方面考虑，愿干、能干、可干的大事之一都是加强思想控制，强化精神统治，这是影响中国文化（包括诗歌在内）的重要因素。
因而，秦汉以后，诗、骚的文化传统就被强分为二，一是以其自身永恒的魅力契入后人心灵，让那一片阳光、一曲哀歌永远滋润着中华民族的心田，一是以其被封建统治者歪曲了的面目控制、统治着人们的思想。
这两方面在后来的诗歌中都有反映，而在它们的夹缝中，则生长出了既非敢笑敢怒敢骂敢爱敢恨敢剖析现实体察心灵，又非迎逢封建统治者而尽阿谀奉承、卫道载道之能事而企求精神超脱的诗歌。
这三方面，大致构成了中国古代的诗歌的总汇。
《诗经》大小序和毛传、郑笺[58]的出现及其逐渐取代齐、鲁、韩三家诗传而独尊并影响深远的事实，展示了封建统治者及其思想以政教玷污《诗经》的历程。
毛诗大序认为诗歌源于人的情志、反映社会精神面貌并随时代变化而变化，无疑是对的。
但是它把情志和诗歌的社会作用仅仅与政治教化必然地联系起来，却是以偏概全；把情歌《关雎》说成是描写“后妃（周文王妃太姒）之德”
的“王者之风”
，以“教化”
释“风”
，以“正”
释“雅”
，说“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
，也是主观臆断。
这不仅缩小了诗歌表达丰富情志、具有广泛社会作用的范围，而且形成了以封建礼义规范情志，以封建政教规定诗歌社会作用的理论。
小序更按照这一理论，对《诗经》进行了歪曲。
如果说，大序在释“风”
、释“雅”
时摆出了一副训诂家的面孔，称“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兴废也”
；那么，小序则主要摆出一副历史家的面孔，对来自民间、出自人们胸臆的诗歌作了许多牵强附会的历史解释和主观臆断，强化了诗歌为政教服务的观念。
如第三章述及的那几首动人心弦的诗，小序和毛传、郑笺的判词如下：
《芣苢》：“后妃之美也。
和平则妇人乐有子也。”
毛传：“芣苢……车前也，宜怀妊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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