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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发展为“寄托”
说，大多数古人作诗，也就陷入了以“比兴”
寄托情志的窠臼。
其间争论的只是情志应符合礼义规范还是应具有独特个性的问题，情志应该直抒或应该“比兴”
化的问题，诗歌创作有没有固定的法则的问题。
“载道说”
“言理说”
“性灵说”
以及肯定和否定诗法的理论反反复复在诗歌史上出现，就是诗歌史夹带着社会思潮围绕这一老问题而波**起伏的证明。
成千上万诗人和诗论家尽毕生之力煞有介事地实践和争论都没有超出这个范围。
尽管在一定的条件下，无论主言志或主缘情的诗派都使诗歌发挥了一定的社会作用，提高了人们对社会和自己的认识，拓展了诗歌表现力，但是，诗坛终究还缺少了一点什么，缺少了与人某种内在欲求相应的什么。
尤其是在情志难以拓展、深化，表现手法难以突破，呆板的形式主义和模拟主义给诗坛带来了深重危机的时候，人们更有一种另辟蹊径的追求。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前五句连用六个比喻来形容美人的手指、皮肤、颈项、牙齿、额头、眉毛，想象很丰富，比喻也很贴切，但并未给人很深的印象，最后两句直接描写美人口颊含笑的状态、黑白分明的眼睛，却传出了美人之神。
又如《九歌·湘夫人》以“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写湘夫人的愁思，《山鬼》以“既含睇兮又宜笑”
写山鬼，也给人美的享受，这就非“比兴”
所能说明了。
总之，由“言志”
“缘情”
“比兴”
组成的诗歌理论体系，尽管有存在的价值和不可或缺的意义，也能激发诗歌发挥一定的社会作用，但有不可克服的局限，并含蕴着某种危机，因而，冲出这种局限寻求人的精神超越及其表现，让人和诗歌一同走向审美，就成了诗歌及其理论发展的自然趋势。
8
正是在“诗言志”
向“诗缘情”
嬗变的过程中，晋宋之交的杰出诗人陶渊明和谢灵运在他们的田园山水诗中为诗坛推出了令人刮目相看的诗句：
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
山涤余霭，宇暧微霄。
有风自南，翼彼新苗。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之二，《时运》之一，《归田园居五首》之一，《饮酒二十首》之五）
这是陶渊明对田园景色的描写。
这里，既无“比兴”
，又无功利性“情志”
，但是，恰如宋代诗论家张戒所说：“渊明‘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景物虽在目前，而非至闲至静之中则不能到，此味不可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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